，我費了千辛萬苦，弄到了一罐美國咖啡，大喜若狂。我知道，她同許多德國人一樣，嗜咖啡若命。我連忙跑到郵局，把郵包寄走，期望它能越過千山萬水，送到老太太手中，讓她在孤苦伶仃的生活中獲得一點喜悅。我不記得收到了她的回信。到了五十年代，“海外關係”成了十分危險的東西。我再也不敢寫信給她，從此便雲天渺茫，互不相聞。正如杜甫所說的“明日隔山嶽，世事兩茫茫”了。
1983年，在離開哥廷根將近四十年之後，我又回到了我的第二故鄉。我特意擠出時間，到我的故居去看了看。房子整潔如故，四十年漫長歲月的痕跡一點也看不出來。我走上三樓，我的住房門外的銅牌上已經換了名字。我也無從打聽女房東的下落，她恐怕早已離開了人世，同她丈夫一起，靜臥在公墓的一個角落裡。我回首前塵，百感交集。人生本來就是這樣，我有什麼辦法呢？我只有虔心禱祝她那在天之靈——如果有的話——永遠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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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希特勒的人們
出國前夕，清華的一位老師告誡我說，德國是法西斯專政的國家，一定要謹言慎行。對政治不要隨便發表意見。
這些語重心長的話，我憶念不忘。
到了德國以後，排猶高潮已經接近尾聲。老百姓絕大多數擁護希特勒，至少表面上是這樣。我看不出壓迫老百姓的情況。輿論當然是統一的，“萬眾一心”。這不一定就是鉗制的結果，老百姓有的是清清楚楚地擁護這一套，有的是糊里糊塗地擁護這一套，總之是擁護的。我上面曾經說到，我認識一個德國女孩子，她甚至想同希特勒生一個孩子。這是一個極端的例子，這話恐怕是出自內心的。但是不見得人人都是如此。至於德國人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我這局外人就無從說起了。
希特勒的內政外交，我們可以存而不論；但是他那一套誣衊中國人的理論，我們卻不應該置之不理。他說，世界上只有他們所謂的“北方人”是文明的創造者，而中國人等則是文明的破壞者。這種胡說八道的謬論，引起了中國留學生的極大的憤怒。但是，我們是寄人籬下，只是敢怒而不敢言了。
在我認識的德國人中間，確實也有激烈的反對希特勒的人。不過人數極少極少，而且為了自己的安全起見，都隱忍不露。我同德國人在一起，不管是多麼要好的朋友，我都嚴守“莫談國事”的座右銘。日子一久，他們也都看出了這一點。有的就主動跟我談希特勒，先是談，後是罵，最後是破口大罵。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個退休的法官，歲數比我大一倍還要多。我原來並不認識他，是一箇中國學生先認識的。這位中國學生來歷詭秘，看來像是藍衣社之類，我們都不大樂意同他往來。但他卻認識了這樣一個反希特勒的法官。他的主子是崇拜希特勒的，從這一點來看，他實在是一個“不肖”之徒。不管怎樣，我們也就認識了這一位退休法官。希特勒的所作所為，他無不激烈反對。我沒到他家裡去過，他好像是一個孤苦伶仃的老漢。只有同我們在一起時，才敢講幾句心裡話，發洩一下滿腹的牢騷。我看，這就成了這一位表情嚴肅的老人的最大樂趣了。
另外一個反希特勒的德國朋友，是一位大學醫科的學生。我原來也並不認識他，是龍丕炎先認識的。他年紀還輕，不過二十來歲，同我自己差不多。同那位法官正相反，他熱情洋溢，精力充沛，黑頭髮，黑眉毛，透露出機警聰明。他的家世我也不清楚，我也不清楚他反對希特勒的背景。“反對希魔同路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有了這一條，我們就走到一起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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