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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這個“幕藩體制”，和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頗有相似之處：幕府是政府，天皇是國家元首，“虛君”，“敕許”——就是籤個字，不過是履行透過法案的最後程式。
但實際上，兩者根本不是一碼事。
近現代國家的君主立憲，君主和政府是二而為一的，政治體制是一元的，簽署法案是君主的法定義務；但“幕藩體制”是一種純粹的二元政治結構，在法理上，天皇和幕府，京都和江戶，是相互獨立的，簽署法案並不是天皇的法定義務。
事實上，法案沒有天皇的簽署也照樣可以推行；只是有了天皇的簽署，這個法案理論上才具有完整的效力。
而天皇肯不肯簽署這個法案，即是說天皇聽不聽幕府的話，完全取決於幕府的勢力是否足夠強大。
這個“是否足夠強大”，不是相對於天皇而言，“公家”——即天皇和他周圍的貴族公卿，是沒有自己的武裝的，就是說，“公家”勢力的絕對值，幾百年來都是不變的。
幕府的勢力消長，是相對於“幕藩體制”中的“藩”，即大名們而言的。
江戶時代的早期，幕府對大名佔有壓倒性優勢，天皇就很乖，將軍說啥就是說，完全是個橡皮圖章。江戶後期，幕府逐漸走弱，特別是進入十九世紀以來，幕府財政愈來愈困難，“掌控天下”愈來愈力不從心。相反，“雄藩”們，特別是幾個外樣大名，如長州藩、薩摩藩、土佐藩，卻愈來愈強大，此消彼長，天皇開始不聽話了。
究其竟，不過是對於天皇來說，外邊有了強援，可以拿來平衡幕府的勢力；對於“雄藩”來說，可以挾天子而向幕府要求更多的權利。
比如，貝里“黑船來航”後，永嘉七年，即1854年，日本和美國籤的《日米和親條約》，也即《神奈川條約》，根本就沒經過什麼“天皇敕許”；但到了安政五年，即1858年，要籤《日米修好通商條約》的時候，眾議洶洶，幕府覺得自己一家子吃不住勁兒，就跑去找天皇簽字。
沒想到孝明天皇鬧起了彆扭，死活就是不肯籤。最後幕府沒法子，時任“大老”的井伊直弼，在沒有天皇“敕許”的情況下，硬是和美國人簽了約。結果輿論譁然，政敵藉此群起攻之。井伊直弼乃興起“安政大獄”，大肆打壓反對派，也因此種下了日後“櫻田門之變”被刺殺的肇因。
所以，這個“天皇敕許”，不是那麼容易拿到的。特別是第二次長州征伐，和第一次征伐長州頗有不同。第一次征伐長州，是因為長州藩進攻皇宮，地道的“亂臣賊子”，幕府討之，師出有名；這一次頗有人以為師出無名，不能算是“義師”，更何況還要向外國借兵？那不成了“裡通外國”了嗎？
但正因為如此，才更要拿到這個“敕許”。今時不同往日，如果沒有這個東東，長州藩更可高呼：“幕府才是亂臣賊子！”
看幕府的國書，言辭懇切，但謙而不卑。裡邊自稱日本為“小國”，而稱中國為“大國”。關卓凡微微一笑，心說這個言下之意，是中、日只有大、小之分，沒有上、下之別，日本不是中國的藩屬，兩個國家是平等的。
再看德川家茂的親筆信，自稱“弟”，極美關卓凡之功勳，表示要和貝子同心協力，奠定兩國兄弟邦誼萬世不易之基。
關卓凡想，是大國小國還是上國下國，是哥哥弟弟還是老子兒子，咱們打完了仗再說吧。
接見日本使團之前，關卓凡先聽取了徐四霖的彙報。
徐四霖從日本一路陪著使團過來，海路反覆，風波出沒，人是更黑也更精悍了。
“我和使團啟程的時候，德川家茂已經到了大阪，建立了將軍行轅，開始籌備徵長事宜。德川慶喜則到了京都，出任‘禁裡御守衛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