紙，還說是剪自一篇重要的社論，這可是我所聽過的最了不起的事了。您是怎麼知道的呢？”
“我想，醫生，您能區別黑人和愛斯基摩人的頭骨吧？”
“當——然了。”
“但是，怎樣區別呢？”
“因為那是我的特殊嗜好，那些區別是很明顯的。眉骨隆起，面部的斜度，顎骨的線條，還有……”
“這也是我的癖好啊，那不同點也是同樣的明顯，正象黑人和愛斯基摩人在您眼中的區別一樣。在我看來，《泰晤士報》裡所用的小五號鉛字和半個便士一份的晚報所用的字型拙劣的鉛字之間，也同樣具有著很大的區別。區別報紙所用的鉛字，對犯罪學專家說來，是最基本的知識中的一部分。不過，坦白地說，在我還很年輕的時候，也曾有一次把《李茲水銀報》和《西方晨報》搞混了。但是《泰晤士報》評論欄所採用的字型是非常特殊的，不可能被誤認為是其他的報紙。
因為這封信是昨天貼成的，所以很可能在昨天的報紙裡就能找到這些文字。“
“我明白了，那麼說，福爾摩斯先生，”亨利·巴斯克維爾爵士說道，“剪成這封簡訊的那個人是用一把剪刀……”
“是剪指甲的剪刀，”福爾摩斯說，“您可以看得出來，那把剪子的刃很短，因為用剪子的人在剪下‘遠離’這個詞的時候不得不剪兩下。”
“正是這樣。那麼就是說，有一個人用一把短刃剪刀剪下了這封簡訊所用的字，然後用漿糊貼了上去……”
“用膠水。”福爾摩斯說。
“是用膠水貼在紙上的。可是我想知道，為什麼‘沼地’這個詞竟是寫的呢？”
“因為他在報紙上找不到這個詞。其他字都是在任何一份報紙裡都能找得到的常用字，可是‘沼地’這個詞就不怎麼常用了。”
“啊，當然了，這樣就能解釋清楚了。您從這封簡訊裡還看出些什麼別的東西嗎，福爾摩斯先生？”
“還有一二跡象是可供研究的。他為了消滅所有的線索，確曾費了極大的苦心呢。這住址，您看得出來，是寫得很潦草的。可是《泰晤士報》這份報紙除了受過很高教育的人之外，是很少有人看它的。因此，我們可以假定，這封信是個受過相當教育的人寫的，可是他裝成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人。
而從他盡力掩飾自己的筆跡這一點看來，似乎他這筆跡可能會被您認出或查出來。還有，您可以看得出來，那些字不是貼成一條直線的，有些貼得比其他字要高得多。例如說‘生命’這個詞吧，貼得就很不是地方。這一點可能說明剪貼的人的粗心、激動或是慌張。
總起來講，我是比較傾向於後一種想法的，因為這件事顯然是重要的，這樣一封信的編纂者，看來也不象是個會粗心大意的人。如果他是慌張的話，這就引出了一個值得注意的新問題：為什麼他要慌張呢？因為清早寄出的任何信件，在他離開旅館以前都會送到亨利爵士的手裡的。寫信的人是怕被人撞見嗎——可是怕誰呢？“
“現在我們簡直胡猜起來了。”摩梯末醫生說道。
“嗯，不如說是在比較各種可能性，並將其中最與實際相近的選擇出來；這就是科學地運用想象力，可靠的物質根據永遠是我們進行思考的出發點。現在，還有一點，您無疑地又會把它稱為胡猜，可是我幾乎可以肯定，這信上的地址是在一家旅館裡寫成的。”
“您根據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您仔細地把它檢查一下，您就可以看出來，筆尖和墨水都曾給寫信的人添了不少麻煩。在寫一個字的當兒，筆尖就兩次掛住了紙面，濺出了墨水。在寫這樣短短的一個地址中間，墨水就幹了三次，這說明瓶中的墨水已經很少了。您想吧，私人的鋼筆和墨水瓶是很少會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