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個月。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我的父親——可謂我的〃弗洛伊德式的父親〃。正是他，成了我的〃對反自我〃（alter ego ） ，成了權威的象徵。另一方面，我們擁有一種相互競爭的兄弟般的同志之情。一種非常複雜的關係。我在《伊斯坦布林》裡詳細寫了。我是個典型的土耳其男孩，足球踢得好，對所有的比賽和遊戲都很熱衷。他在學校很成功，成績比我好。我嫉妒他，他也嫉妒我。他是個通情達理、有責任感的人，長者們直接與他對話。當我關注遊戲的時候，他關注規則。我們始終都在競爭。而我幻想成為他，大致如此。這成了一種模型。羨慕、嫉妒——這些是我的核心主題。我總是擔心我哥哥的力量或成功會影響我。這是我精神的核心部分。我意識得到這點，所以我讓自己與那些情緒保持一定距離。我知道這些情緒不好，所以我懷著文明人的決心與之鬥爭。
我並不是說，我是嫉妒的受害者。但這是我一直試圖處理的擔憂。當然，最後它成了我所有故事的主題。比如說，在《白色城堡》裡，兩個主角間幾乎施虐/受虐的關係，正是基於我和哥哥的關係。
另一方面，這個偽裝的主題也反映在土耳其面對西方文化的脆弱性上。寫完《白色城堡》之後，我意識到：這種嫉妒——對於受他人影響的焦慮——和土耳其面對西方的處境非常類似。那就是既想變得西化，又被批評沒有做真正的自己。既想掌握歐洲的精神，又對這種模仿的驅動力感覺內疚。這種情緒的起伏令我想起相互競爭的兄弟關係。
（節譯自《巴黎評論
白色城堡 前言（1）
獻給摯愛的姐妹 妮爾君·達爾溫奧廬（1961~1980）
想像一個讓我們充滿好奇的人，已獲得了我們所未知的生活要素，而它的神秘使其益具吸引力；相信我們只能透過此人的愛開始生活——除了說這是偉大激情的誕生，還能如何形容？
——Y·K·卡拉奧斯曼奧廬譯自馬歇爾·普魯斯特
每年夏天，我總會到附屬於蓋布澤縣長辦公室的那間被人遺忘的“檔案室”，花上一星期時間翻尋檔案。一九八二年時，在一隻塞滿大量皇室法令、地契、庭審紀錄與稅務卷宗的塵封櫃子底部，我發現了這份手稿。它夢幻般的藍色精緻大理石紋封面與清晰可辨的字跡，在褪色的政府檔案中閃耀，因而立刻吸引了我的目光。彷彿要更進一步激起我的興趣似地，別人又在書本的扉頁題上了書名《被褥匠的繼子》。除此之外，沒有其他標題。書頁的邊緣與空白處滿是小孩畫的人物畫，頭兒小小，身著釘上鈕釦的服裝。我帶著無限喜悅，立刻讀起了這本書。我很欣喜，但又懶得繕寫這份手稿，所以從這間連年輕縣長都不敢稱之為“檔案室”的儲藏室偷了它。守衛對我非常恭敬而未在旁監看，我利用了這樣的信任，一眨眼將它順勢放進了我的手提箱。
剛開始，除了反覆閱讀之外，我不是很清楚如何處理這本書。那時，我對歷史仍有深深的懷疑，只想單純專注於故事本身，而不是手稿中的科學、文化、人類學或是“歷史”價值。這也就使我深受作者本身的吸引。自從被迫和友人離開大學，我便從事祖父的工作，擔任百科全書編纂者。也就在此時，我有了一個想法，要在負責的名人百科全書歷史部分，加入該作家的條目。
就這樣，我把編纂百科全書與飲酒之外的空閒時間，都用在了這項任務上。當我查閱那段時期的基本原始資料時，立刻發現故事描述的一些事件和史實不太相符：例如，柯普魯呂擔任大宰相那五年期間，伊斯坦布林曾遭大火蹂躪，卻根本沒有任何證據顯示當時曾爆發值得一提的疾病，更別說書中所提的那種瘟疫流行。一些那段時期的高官名字也拼錯了，有些是彼此混淆，有些則根本就是換了名字。而那些皇室星相家的名字也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