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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相反，對自己的生存狀態一味地抱怨，對痛苦一再地強調，心理就會失衡，就會更痛苦，就像進入了怪圈，遇上了鬼打牆，出不來了。
有時候，生活正需要像史鐵生說的：從苦難提取幸福，從虛無創造意義。這話對誰都比較有意義。
承受極限
如果我們對生命極限的承受力採取一種迴避態度，甚至否認它的客觀存在，那我們探討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縱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樂”的靈丹妙藥，連阿Q都可以成為自身的救世主，我們還有什麼必要瞎操這份閒心？
知足常樂並非靈丹妙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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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殺行為問題的討論我是有範圍限定和條件制約的，你已經把範圍和條件擴大化了，這就曲解了我的本意。正如你所言：“對生命質量的理解是和每個人的閱歷、學識、個人的敏感度以及生存環境緊密相連的。”簡言之：起點的不同，決定著人的認識和選擇的不同，也正因此，終點的到達同樣表現出參差不齊的態勢。應該承認，任何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都是有極限的，而且這種極限是動態的。我們探討研究這種極限的目的，正是為了不斷地超越它。比如海明威的時代，抑鬱症還是個難解之題，發病範圍也較小，而今天，控制起它來就比較容易，但其發病率卻因現代社會日益激烈的競爭局勢節節攀升。這就給我們的社會人文學家和生物學家提出了更嚴峻的任務，如果我們對生命極限的承受力採取一種迴避態度，甚至否認它的客觀存在，那我們探討研究它的本身就是毫無意義的。縱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樂”的靈丹妙藥，連阿Q都可以成為自身的救世主，我們還有什麼必要瞎操這份閒心？
絕望的弱勢群體
生存質量的起點不同決定著一個人對其認知的高低和承受能力，在這點上我們的觀點無異。但我們的討論所涉及的群體大部分沒離開我們身邊的城市一族，甚至囿於那麼多威望文人的圈子，這是我們的侷限。如下我也想講兩個親眼所見的農村例項：大約十年前，醫院裡住進一位農村外傷截癱病人，當時為了看病，老兩口給惟一的這個傷殘兒子已經借債兩萬多元。我對老兩口詳細講述了這種病的不可治癒性，勸他們不要再花冤枉錢了。兩個星期後，他們回了家鄉。一個月後，隨他們進京看病的那位親屬給我來了封信，說剛剛回家，債主們就紛紛登門，而憑著他們那幾畝薄地維持生計的狀況，下輩子也還不清那兩萬多元的欠賬呀！一家三口最終選擇了自殺！
大約八年前，我在中國康復研究中心準備做第三次手術期間，看到一位從陝西沿途要飯步行來北京的老人，在醫院大廳裡他訴說著兒子摔癱後的窘況。看病根本就沒那奢望，只是癱後不能活動導致的大便乾燥使兒子大受其罪。聽村裡一位從北京當兵復員的老鄉講，北京的康復中心有辦法治療，便借了35元錢步行到了北京。其實他所求買的不過就是任何一家醫院都見得到的“開塞露”。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個無所不能的地方。他講述這一切經歷時，沒流一滴眼淚，渾濁的目光裡，充滿著被生活蹂躪後的麻木感，倒是一旁的聽者們忍不住地擦拭眼睛。眾病者為其捐了兩千多支“開塞露”，三天後老人帶著受助的藥品、食品及路費踏上了歸途。人們猜測，他肯定還要步行回家。
生存質量的滿足程度有兩種評價，一是自我評價；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