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真先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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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與魯迅、顧頡剛的衝突(1)
就在傅斯年欲返國而不知身歸何去,心緒如焚,處於“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劍四顧心茫然”之際,曾致信已至清華園的陳寅恪求法問計,陳寅恪自是為之積極活動。1926年11月16日,當清華教務長梅貽琦主動到陳宅商討聘請中國文學教授時,陳寅恪感到機會來臨了,他當即對傅斯年加以推薦。因當時沒有留下陳、梅此次談話的詳細記錄,對梅的態度已不可知,但透過吳宓的日記可尋出一點線索。吳在當天的日記中雲:“梅教務長來,向寅恪商請教授。校中必欲聘傅斯年等以授中國文史,而必不肯聘柳公(南按:即吳屢薦之柳詒徵,陳寅恪的私塾老師)。不得不為本校惜,且為世局哭也。”【1】內中可見,當時的梅貽琦對傅斯年是頗感興趣且有可能“必欲聘”的,否則,吳宓不會滿懷怨恨又無可奈何地為世局一哭。不過,無論此時梅貽琦做出何種決定,都已成為馬後炮了。因為就在半個月之前,傅斯年踏上香港島之時,在南國中山大學的朱家驊已經捷足先登,將傅氏這隻學界大鱷緊緊地收入網中了。
自此,清華失去了傅斯年,傅斯年失去了與陳寅恪聯袂登臺的機緣,他們的相會與並肩協作,以及在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創造劃時代的輝煌,還要等到兩年之後。
來到中山大學的傅斯年,與朱家驊一見如故,在學術見解與治校方略上,二人一拍即合。傅視朱家驊為難得的知己,以他過人的膽識、才氣與霸氣,主動幫助朱氏籌劃校務,處理各類繁雜事宜。而朱也視傅為鐵桿兄弟,放開手腳讓傅在中大校園內由著性子,盡情地翻著跟頭折騰。用朱家驊的話說,“孟真為人,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如駿馬之賓士,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因此,有人目他為狂,也有說他是狷。狂也好,狷也好,正是他過人之處。”【2】很快增聘瞭如吳梅、丁山、羅常培、顧頡剛、楊振聲、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羅掘倫(南按:即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1889—1978;瑞典著名漢學家)、史祿國(南按:Sergei Mikhailovich Shirokogorov,俄國人類學家)等當時的學界名流與大牌“海龜”擔任教授,中山大學由此聲名鵲起,威望隆盛,令全國學界為之矚目。令人扼腕嘆息的是,這樣的大好局面沒有維持多久,由於人事紛爭而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紛爭首先在魯迅與顧頡剛、傅斯年三人之間展開。
傅斯年到中山大學時,魯迅正在該校任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此前,魯迅在北京經歷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並與陳源(西瀅)、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混鬥,夾在其間的胡適也被魯迅視為敵人而遭到一番唾罵,自此二人關係宣告破裂並逐漸惡化。直至北師大學生劉和珍等數名師生被槍殺的“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遭到北洋政府緝捕,不得不設法離開北京赴南方暫避。1926年8月2日,魯迅最後一次前往女師大領取薪水,自此告別了這座浸染著他滿腔激情與血淚的學府,悄然隱去。不久,魯迅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在女師大任教期間結識的學生加戀人許廣平女士同車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任訓育主任。正是由於陳源、徐志摩以及後臺老闆胡適等英美派“海龜”與之交鋒對壘,魯迅對胡適等留學西洋的所謂“洋紳士”,以及胡氏的弟子顧頡剛之類熱衷於在研究室內搞考據的學院派人物,連同一些跟隨胡與顧的小字號“土學者”都沒有好感。而魯迅在廈門大學時,顧頡剛也受時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林語堂之邀,辭別北大編輯員之職,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