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寶箴詔受湖南巡撫之時，正值傳統文化與新思想交鋒對銳，濁流與清流兩個政治派別撕咬搏擊最為劇烈之際，加之湖南又遭逢大旱，連綿二十餘縣受災，赤地千里，饑民流離，盜匪蜂起，朝廷驚憂。陳寶箴以一個出色政治家的姿態由直隸南下，不聲不響地取水道經湘水悄悄潛入長沙巡撫衙門，專電諸省大吏，請求援助，同時頒佈嚴禁販米出境令，違者格殺勿論。時嶽州洞庭湖岸有逾千艘欲販米於江西的舟船聚集，聞令後發生譁變，當地政府官吏紛紛出逃躲避。陳寶箴聞報，立遣總兵率軍隊持符節急趨嶽州，採取以暴易暴，以野蠻對野蠻的戰略戰術，對肇事者給以先發制人的打擊。大軍抵達洞庭，將幾十名聚眾變亂首領一一擒獲，或砍頭，或剁腳，或火燒，或烹煮，或索性扔進油鍋炸做肉團麻花令士卒分食。血光過後，眾皆驚恐，人心大定。
除了平暴安撫的戰略識見與蠻霸之氣，陳寶箴以罕見的政治家氣度清醒地認識到，治湘“其要者在懂吏治，闢利源；其大者在變士習，開民智，飭軍政，公官權”。【27】由是先從吏治入手，透過一段時間的明察暗訪，將各府縣刁鑽蠻橫又昏墨不職的朝廷命官就地革職查辦，對罪大惡極者嚴懲不貸。時桃源縣令貪贓枉法，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甚烈。陳寶箴偵知，令人拿入大牢，先是一頓老虎凳與辣椒湯伺候，爾後上其罪而遣戍邊。於此一著，群吏皆駭，綱紀凜然。當吏治行措在板子、老虎凳加辣椒湯的協助下被梳理一遍後，陳寶箴又開始大刀闊斧地厲行新政，創辦洋火局、電報局、官錢局、鑄錢局、鑄洋圓局、蠶桑局、工商局、水利局、輪船公司，同時開設礦務總局，擇銅、煤、鉛、銻等較有把握之項，試行開採。此後下大力氣創辦武備學堂與發展文教事業。
北京初會（5）
有道是，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陳寶箴之子陳三立（號散原），見湖南的改革已呈如火如荼之勢，也挽起袖子欲助乃父一臂之力，積極加入到這一新興的陣營中來。
陳三立於光緒八年（1882）鄉試中舉，光緒十二年進士及第，先後出任京師吏部行走、主事。此時朝廷內部烏煙瘴氣，吏部弄權，小鬼當家，陳三立在派系傾軋中痛苦不堪，決定辭官隨從父親左右以助其力。同光年間，高官子弟習父兄餘蔭，多聲色犬馬，酒食徵逐。時陳三立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譚嗣同、廣東水師提督吳長慶之子吳保初、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丁惠康（一說陝甘總督陶模之子陶葆廉）合稱清末“四公子”，社會精英、儒林名流與之交遊頻繁，時人稱之謂“義寧陳氏開名士行”【28】。與王孫公子、紈絝子弟截然不同的是，喜好交遊的陳三立胸懷大志，以天下興亡為己任，卓爾不群，一時聲名鵲起，凡有志者，特別是青年才俊皆樂與之交往。當陳寶箴入主長沙巡撫衙門後，陳三立發揮與當世賢士名流交遊的特長，襄助其父招賢納士，講文論學，聲名頓起。此等情形正如吳宗慈在《陳三立傳略》中所云“一時賢哲如朱昌琳、黃遵憲、張祖同、楊銳、劉光第輩，或試之以事，或薦之於朝。又延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儒林名宿，創立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之屬，風氣所激勵，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奮發，迭起相應和。於是湖南士習為之丕變，當時談新政者，輒以湘為首倡，治稱天下最。凡此為政求賢，皆先生所贊襄而羅致之者也”【29】。此段並非吳宗慈有意對陳氏父子阿諛奉承，僅從聘請的人物看，若無真正求賢的誠意和建功立業志向與政治環境，像當時已得大名的譚、熊、梁等心高志遠的一代才俊，是不會捨棄京師與上海等大都市，而聚集到長沙一隅謀事效力的。僅此一點，足見所述事實並非虛妄，陳氏父子在天下士林公卿中的威望與非凡的治事能力據此得以確證。
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四月二十三（6月11日），光緒皇帝頒《明定國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