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先生以陳寅恪先生於歐洲諸國語文及梵文、巴利文、蒙、藏、滿文等修養極深，提請校方聘為導師，時陳先生正在歐洲，明年五月始到校。”【48】結合吳宓的日記看，這話是大體不差的。
得益於陳寅恪家族在晚清社會的特殊背景與影響，清華國學研究院的王、梁、趙等三大導師，都與陳家有著一段交往淵源。出身江蘇陽湖的趙元任家族雖與陳家無直接瓜葛，但趙的夫人楊步偉家族卻與陳家屬於舊識；而王國維與梁啟超皆陳家舊識並私誼甚篤。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導與影響。沈是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廣信、南昌知府、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沈與康有為等開強學會於京師，主張維新，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清亡後為遺老，寓居上海。此人學識淵博，智知超群，早年通漢宋儒學、文字音韻，中年治刑律，治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研究佛學。同時又探研*經世之學，提倡學習西歐科學知識，以利中國維新事業，曾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註》等學術著作幾十種傳世。1915年，王國維經古文字學家羅振玉引識沈曾植，後二人情誼甚篤。沈氏為陳寅恪父執，與陳三立酬唱密契，作詩吟賦，為儒林稱道，二人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作為晚輩的陳寅恪對沈氏學問、人格極為崇敬，在國內的幾年，不時向其求教問難。陳寅恪後來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並取得卓越成果，與沈氏的影響頗有關係。正是透過一代大儒沈曾植的引薦，王國維與陳家父子兩代相識相交併成為好友。陳寅恪遊學巴黎時，曾專程拜訪過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其引介之人就是王國維。【49】 。。
陳寅恪進清華的背後隱秘（3）
梁啟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陳寅恪祖父寶箴、父親三立、長兄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前文已述，1897年，也就是戊戌（1898）變法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啟超受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助手陳三立之聘，出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從此，梁氏與陳家結交，並有機會對祖籍義寧陳氏的家學有所瞭解並深為推崇。1924年，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於北京香山臥佛寺東面小山，梁啟超曾想讓陳三立為之書寫墓碑碑文，後因故作罷。
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才有了二人助陳寅恪來清華國學院任教的一段奇緣佳話。
據陳寅恪的侄子陳封懷（南按：陳衡恪次子）回憶說：“那時，我正在金陵大學農學院就讀，他（南按：指寅恪）送了我一冊原文字的《莎士比亞集》，據說是他以前在英國讀過的。裡面每個劇本後面都寫有他的評語。在那時，我們叔侄二人經常談論歐洲各國的歷史及文學等。他在歐洲，特別是對英、德、法語言文字學術，有了深入的理解。他在這三個國家得了三個學士學位。”【50】陳封懷此說恐怕不確，至今沒有得到證據說明陳寅恪曾得到過三個學位。而梁啟超所言當是不虛，陳寅恪留洋十幾載，的確既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但著作等身的梁任公又憑什麼說自己所有的著述加起來不如陳氏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呢？除了客套與自謙外，總要有一點憑證，否則就成為胡言亂語，曹雲祥也不會輕易相信。那麼梁啟超說的這幾百字到底是指什麼呢？這便是陳寅恪於1923年在柏林求學期間，寫給其妹的一封書信。信中雲：
我前見中國報紙告白，商務印書館重印日本刻大藏經出售，其預約券價約四五百元。他日恐不易得，即有，恐價亦更貴。不知何處能代我籌借一筆款，為購此書。因我現必需之書甚多，總價約萬金。最要者即西藏文正續藏兩部，及日本印中文正續大藏，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