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疑問的是，茶葉、絲綢和瓷器為南宋統治者帶去了極為豐厚的利潤。
除了海關稅收極為豐厚之外，貿易本身也給南宋朝廷和南宋權貴們賺了很多錢。
但是生產者本身並沒有獲得很多旳利益，所謂遍身羅綺者不是養蠶人，他們被剝削的很慘，收入微薄，果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
茶葉園的茶工、紡織工場內的紡織工和民窯窯場裡的燒瓷工匠都是如此，他們做著最苦最累的活，掌握著相當精湛的技術，但是卻得不到符合工作量的收益和相對應的地位。
他們是工人，在統治階級眼裡的地位還不如農民，身份卑微，沒有禮遇的必要。
雖然他們生產出了極為精美的手工製品，卻連人身自由也不能得到，不僅要工作，還要忍受經營者的殘酷剝削而偶爾到來的朝廷粗暴的行政指令。
有活兒的時候，他們白天黑夜沒日沒夜的勞動，休息時間非常短暫，沒活兒的時候，又因為沒有多少收入而不得不去打零工賺外快。
雖然說這一時期因為一些特殊的原因，以至於某些工商業發達的中心城市內出現了完全脫離農業生產的專業絲綢工人【機戶】，但是這只是個別現象，能夠透過自己的勞動讓自己吃飽肚子依然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生存已然是個難題，更不用說其他。
明國官員的到來在他們看來原本只是換一個東家，生活不會有什麼改變，但是當改變真的到來的時候，工人們還是感覺到了巨大的不適應和懷疑，甚至於自我質疑。
工人的情緒引導是指導員的工作，經濟工作人員不管這些，他們需要做的就是儘快把這個體系拉起來，並且融入到現有的海外商貿體系當中，開始為明國賺取豐厚的海貿利潤。
面對明國官吏風風火火的行動，臨安的南宋朝廷也不是沒有任何反應。
洪武六年的整個上半年和下半年的七八兩個月，臨安朝廷內部始終存在著一種聲音。
即明國大規模介入江南的經濟體系當中，透過戰爭紅利掠奪走了大量優質商業資產，這對臨安朝廷來說絕對不是好事。
臨安朝廷為此損失了很多本來可以納入他們管控制下的優質商業資產，損失慘重，明國以此介入了江南的日常生產活動當中，這如何不算是一種侵略行為呢？
以周麟之為首的政治勢力看到了明國對皇室子弟還有戰犯家族的清算之後心存恐懼，意識到明國還是那個明國，還是那個把革命和清算看得比什麼都重要的恐怖政權。
不僅要殺人，殺人還要誅心，要把所有的一切都給折騰的和他們明國一樣，江南國遲早也是他們嘴裡的一塊肉。
就算眼下尚且看不到他們清算江南國的全面行動，可是明國大規模介入江南經濟體系也不是他們願意看到的。
因為這本來應該是屬於他們的利益，現在卻被明國奪走了。
說白了，純粹的商人也就做點小生意，開開小酒樓小旅館什麼的，想要介入到大宗生意裡面是不可能的。
但凡是大宗生意利潤優厚的，就算是個商人靠著一路開掛的奇蹟白手起家辦起來的，後面也肯定要在臨安朝廷裡面找靠山。
當年蘇家販賣私鹽都要朝廷裡面找靠山，更何況是其他利潤巨大的生意呢？
皇室子弟既然可以插手，那麼掌握權勢的臨安官僚們不可能不插手。
所以明國表面是在對付江南商人，吃進商人們的優質資產，可實際上是在挖江南國統治階層的命根子，是在和他們搶蛋糕吃，而且在爭搶中，江南國還面臨著搶不過的危機處境。
於是在洪武六年年初、明國清算整理江南國優質商業資產的高峰期，周麟之還為此專門去找沈該談論過這些事情。
“宗室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