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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把“易學”研究推到歷史的頂峰。據《宋史&；#8226；藝文志》統計，“易類三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其顯著特點是對《易》圖的研究。《易》圖指“河圖”、“洛書”和“先天圖”、“後天圖”。
他們在理學思想影響下，以“義理”釋《易》，強調從八卦和六十四卦的卦名涵義來解釋卦爻象與卦辭、爻辭。主要著作有程頤的《易傳》和朱熹的《周易本義》。
元明時期，不但篤守程、朱遺說，而且進一步闡發其“圖”、“書”與“性”、“理”。胡廣“奉敕”編撰《周易大全》，主要採用了程、朱注本。這是一部作為科舉取士用的標準讀本，是明代儒生的必讀之書。
到了清代，古老的“漢易”復又得到學者們的重視，一度出現“漢易”、“宋易”百家爭鳴的局面。
為了調和兩派“關係”，康熙命李光地等人“採摭群言”，編撰成《周易折中》，乾隆命傅恆等人編撰成《周易述義》，使“象數”、“義理”齊頭並進，一起發展，把“易學”推向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同時，清儒還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中對歷代“易學”著作進行了全面的介紹和評論，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為後人瞭解“易學”的發展源流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
進入20世紀，“易學”研究越發火熱，除了繼續從“象數”、“義理”等方面進行研究外，還出現了大量的運用新理論、新方法進行探討的著述，使《周易》在歷史、文學、宗教、科技等方面，都得到廣泛而深刻的闡述，拓寬了“易學”的研究視野。
這一時期，以傳統方法研究《周易》的著作主要有註釋與考證兩大類。前者有黃煥釗的《周易輔注》、沈竹祁的《周易易解》、楊樹達的《周易古義》等；後者有聞一多的《周易義證類纂》、白壽彝的《周易本義考》、王明的《周易參同契考證》等。
民國期間，拈辛齋是最具影響的易學大家之一。他著有《易楔》、《學易筆談》、《易數偶得》、《愚一齋易說訂》、《讀易雜識》、《改正揲蓍法》等七種，其學說貫通古今，集儒、道、釋、耶穌為一體，形成了一套系統的“易學”體系。
尚秉和則是以專門研究象數之學而聞名海內的易學大家，他著有《焦氏易林注》、《焦氏易詁》、《周易尚氏學》等，對《易》象有獨到的見解，深受學界的推祟。
三、四十年代，出現了運用西方思想和理論闡述《周易》的新思潮，“科學易”流派得到進一步發展，出版了一大批運用現代自然科學研究《周易》的論著。如沈仲濤的《易卦與科學》、《易卦與代數之定律》、薛學潛的《易與物質波量子力學》及《超相對論》、丁超五的《科學的易》、周永暮的《孔子數理哲學初稿》等。這些論著的問世，給傳統“易學”注入了清新的空氣，拓寬了《周易》研究新領域。
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思想解放和改革開放，中華大地悄然興起一股前所未有的《周易》熱，各類研究著作相繼問世，各級學術團體相繼成立。上海、濟南、武漢、福州、長春等地，相繼成立了《周易》研究學會，山東大學創辦了學術刊物《周易研究》。
臺灣、香港地區的《周易》研究也呈現出繁榮景象。臺灣成立了“易經學會”、“河圖洛書學會”等，出版了《中華易學月刊》。
在臺灣眾多的《易》類著作中，高明、徐芹庭合編的《六十年來之易學》和陳立夫、周鼎珩主編的《易學應用之研究》最具代表性。
《周易》作為儒家的主要經典，不僅在中國備受歷代學者重視，在國際上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從十七世紀起，《周易》就到西方學者的關注與喜愛，尤其十八世紀初，德國哲學家、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