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我最初從事心態史研究，並沒有受到年鑑學派的影響，而且，我這裡所說的心態史，與年鑑學派所說的心態史不一樣，不是底層民眾的心態史，而是知識分子的心態史。為什麼我會從事知識分子的心態史研究呢？這要從我大學畢業留校說起。
1982年在華東師範大學畢業留校後，組織上分配我到中###史教研室，從事中國民主黨派史研究。我從事的第一個研究就是《黃炎培傳》，接下來又做了一個《沈鈞儒傳》。我的研究生涯是從中國民主黨派研究開始的。一般民主黨派研究專家都把民主黨派作為一個政黨史來研究。但我這個人常常想法比較特別，從小我喜歡文學，因為文學更多地涉及人的心靈和人性。別人從民主黨派歷史中看到的是政治，我發現的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心路歷程。民主黨派特別是中國民主同盟，它的成員大部分是知識分子，尤其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我從事知識分子的研究純屬偶然，完全是興趣的導引。民主黨派中都是一些大知識分子，特別是像民盟、民建、民進、九三學社，聚集了多少大知識分子：沈鈞儒、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等，真是名流如雲。他們波瀾壯闊的人生經歷、複雜斑駁的心路歷程非常吸引我，我感覺自己能和他們產生心靈的對話和碰撞。這也是我最初非常不自覺地從心態的角度切入知識分子個案研究的原因。
從心態史的角度研究知識分子，與一般的從思想史、政治史或社會史角度研究，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從思想史角度切入，主要是根據知識分子留下的文字，從觀念層面討論他們的思想變遷。而從政治史領域出發，會特別關心知識分子的政治傾向、政治實踐以及與各種政治力量的關係互動；假如從社會史的角度入手，則著重於知識分子的內部分層、外部交往，以及與社會文化背景的互動。而我理解的心態史的研究，雖然也要結合上述思想史、政治史和社會史的不同研究取向，但更主要的，是透過知識分子的思想觀念，進一步發掘其心理、情感、文化習性和行為模式，不僅考察透過理性層面所呈現的直覺的觀念，而且還要觀察其非理性層面的不自覺的心態人格，
後記大時代中的知識人我最早作的心態史料研究，都是在1987年發表的。一個是群體性的考察：《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歷史探索》，刊登在《走向未來》雜誌第一期，另外一篇是個案研究：《從中國的〈懺悔錄〉看知識分子的心態人格》，發表在《讀書》雜誌該年第一期。前一篇文章我考察了古代的知識分子到現代知識分子人格的歷史演變。後一篇文章我是從民國初年的著名記者黃遠生寫的《懺悔錄》來看中國知識分子“靈與肉”之間的衝突。從此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多年來，陸陸續續發表了二十多篇知識分子的個案研究以及若干篇知識分子群體研究的論文。
在知識分子研究中，我特別喜歡個案研究。個案研究是整體研究的基礎，整體研究假如缺乏個案研究的基礎，通常會流於“知性化”、教條化，無法處理各種很複雜的問題，而個案裡面通常各種複雜的思潮、觀念、心態交織在一起，更有一種逼真感，更能達到某種分析的深度，歷史的還原性更好。今天，我回過頭去讀二十多年來積累的近百篇文章，暗自感到還有點保留價值的，似乎多是這些有關知識分子心態史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多少形成了我個人的獨特的研究風格。透過這些個案的研究，部分解決了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不過，這些個案研究只是我整個知識分子研究的階段性成果。我個人的願望，是希望在我有生之年，寫一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他們的心靈史或者精神史，但是我現在不忙於馬上把它寫出來，想透過更多的個案的積累和重要問題的思考，最後再來寫這部歷史，它才是真正屬於我自己的，不是人云亦云的。這是我的一個心願。希望在我退休之年，或者退休以後，最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