寺院經濟從六世紀始，至十世紀興盛，在這個過程中離不開皇室的扶持、貴族豪強的支援、平民百姓的大範圍參與，特別是朝廷一系列興教政策更是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 引進佛教，其根本用意即是加強朝廷的統治，宗旨是將其培養為“護國佛教“，日本初期的建立統一時期，佛教透過文化的傳播、寺院的建造、信徒的廣佈，在政治文化甚至經濟發展上確實起到了治國平天下的作用，助推了封建化程序。 當時皇族大多是佛教信徒，奈良時代的聖武天皇篤信佛教，他建立國分寺，並授予國分寺以土地和人民“充其供養“，他督造東大寺，建成後施給封戶五千人，水田一萬町，從而在政治上提高了寺院的地位。 公元749年，正值盛年時就退位真正皈依佛教，並在3年後親自舉行了東大寺大佛的開眼法要的法事，東大寺成為“萬寺之宗“。 天皇的身體力行，帶動了整個皇族對佛教的信奉，朝廷透過施捨和賞賜，不但提高了佛教的政治地位，還讓寺院得到了大量的土地和人口，寺院經濟得以快速發展。 公元646年，開啟大化革新，實行班田制和租庸調製，標誌日本從奴隸社會步入封建社會，當時國家興寺，並給予寺院大量封戶和土地，寺院經濟開始發展。 其後由於政府獎勵墾荒，寺院役使大批奴婢和封戶進行大量墾荒，並開始兼併土地，到八世紀形成了以墾田為中心的封建莊園，當時的寺院已獲得“免課役“特權，可以自由支配土地和產品。 702年，朝廷頒佈法令，佛教與日本本土神教可以平均使用土地的標準，使得佛教與日本原始的宗教地位相當，佛教勢力向前發展一步。 723年頒佈“三世一身法“以及其後頒佈的《墾田永世私有令》，致使寺院土地規模日益發展，749年規定各寺院墾田數在500至4000之間，致使未達到的寺院大規模開墾，已達到的也以未足量的理由四處兼併，寺院土地所有制經濟開始發展壯大。 上至中央，下至地方的各家貴族和豪強也多以皇室習俗為標準，信奉佛教。他們紛紛贈田給寺院，以求得個人的來世福報或者是社會中的名譽。 特別是僧官制度在全日本的確立和推行，僧侶已經獲得與政府官員相對應的官位等級，僧侶以貴族身份可以獲取位田、職田以及奴婢，從政治上確保了僧侶的地位和權力，世俗貴族也可以擔任僧官，佛教得到了貴族的大力擁護。 同時，為了確保莊園、財產免遭官府幹預，地方豪強紛紛入寄財產給寺院，尋求庇護，寺院納入賬冊後又將這些土地交給他們管理，到九世紀，寺院就已擁有廣大土地，寺院經濟更加強大。 許多小地主和平民百姓為躲避徭役和免除賦稅，把土地交給寺院，自己僅領部分土地作為“封土“。大量的佛經需要招募人員進行抄寫，廟宇的興建需要大量的工匠，這些給平民百姓創造了就業機會。 佛經教義使得百姓心靈得到撫慰，民眾從最初的被動接受，到主動地自發地信奉佛教，民眾的支援和參與使得佛教更廣泛地紮根在日本社會，隨之而來的是日本寺院經濟也更加繁榮昌盛。 進入室町時代和江戶時代後，隨著諸侯割據的戰國時代的到來，佛教也避免不了地多次捲入武裝鬥爭，並且出現各宗派蓄養武士團體進行對抗和打擊不同思想的異己宗派現象，興盛一時的中央集權封建制的佛教開始分裂異化、步入下坡，寺院經濟當然也隨著佛教的沒落而日漸衰落。 德川幕府時期，在德川家族推崇佛教削弱皇權的形勢主導下，形成了皇室和幕府對佛教的分權而治。 全國80%的人口信奉佛教，寺院佔有廣大的土地和大量的人口，特別是不用負擔賦稅，這些與當時的中央政權對土地和稅收的需求的矛盾越來越大，依附於德川家族的高階僧官甚至干預朝政，佛教不再是皇室的助力反而成為一種潛在的威脅。 從桓武天皇將首都遷至平安京並禁止奈良大寺隨同遷移時起，日本皇室開始了對佛教的整頓，不再放權由寺院單獨對僧尼受度，而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