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法，但李璟卻覺得這個稅法並不算太好，至少，對於眼下已經擁有十個州的李璟來說，這個稅制就不夠合適。
不過稅制可謂是根本，不但關係到鎮**的藩鎮財稅收入，同時也關係到鎮**下每一個百姓家庭。
在經過了差不多兩年的時間準備之後，李璟準備將這個稅賦改革正式提上議程。
登州城中。十州的刺史以及轄下一共五十五縣的縣令。還有各州的司戶參軍等一同接令前來。
“本朝之初。實行均田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證了每戶農民有一塊土地。憑這些土地，可以承擔朝廷的租稅和瑤微，並維持一家征討，以丁身為本的租、庸、調製便是在這個基礎上實行的。”
李讓做為安東大都護府的司戶參軍事，也是李璟手下實際的錢穀管家，首先發言。對於李璟要改革稅制，本來他是不太支援的。畢竟稅制牽涉太大。牽一髮而動全身。眼下鎮**並算不上多穩固，要是改革不好，就容易引發動亂，這是他不希望看到的。特別是，他覺得德宗時楊炎提出的兩稅法比起早先的租、庸、調製要好的多。
在唐建中之後，土地兼併便在逐步發展，失去土地而逃亡的農民增多。農民逃亡，官府往往責成鄰保代納租庸調，結果迫使更多的農民逃亡，租庸調製的維持已經十分困難。
與此同時。按墾田面積徵收的地稅和按貧富等級徵收的戶稅逐漸重要起來，到天寶年間。戶稅錢達二百餘萬貫，地稅粟谷達一千二百四十餘萬石，在政府收入中的比重已經和租、調大約相等。
安史之亂以後，國家失去有效地控制戶口及田畝籍帳的能力，土地兼併更是劇烈，加以軍費急需，各地藩鎮都可以任意用各種名目攤派，無須獲得中央批准，於是雜稅林立，中央不能檢查諸使，諸使不能檢查諸州，賦稅制度非常混亂。
德宗建中元年，由宰相楊炎建議推行的兩稅法，實質上就是以戶稅和地稅來代替租庸調的新稅制。兩稅法的主要原則是“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即是不再區分土戶（本貫戶）、客戶（外來戶），只要在當地有資產、土地，就算當地人，上籍徵稅。
“兩稅法其主要的特點就是取消租庸調以及各項雜稅，保留戶稅和地稅。同時量出制入，朝廷先以某一年的各項稅收錢穀數，作為之後徵稅的總額，再按這個數量分攤給各州，各州又分攤於各地。
戶稅則是按戶等高低徵錢（按九等分攤），戶等高的出錢多，戶等低的出錢少。劃分戶等，是依據財產的多寡。戶稅在徵收時大部分錢要折算成絹帛，徵錢只是很少一部分。
地稅按畝徵收穀物。納稅的土地，以大曆十四年的墾田數為準。
另外無論戶稅與地稅，都分夏秋兩季徵收，且對不定居的商賈徵稅三十分之一。”
李璟對於李讓的總結很是滿意，他也一直在研究楊炎的兩稅法，說起來，這兩稅法對於均田制早崩潰的唐朝來說，效果不錯。兩稅法不分主戶、客戶，一律編入現居住州縣戶籍，就地納稅。可以避免一些官僚、富人為逃避租庸調，而到其他州縣置產。同時取消租庸調及雜稅。並且規定夏秋交稅。夏稅不得過六月，秋稅不得過十一月。按戶等納錢，按田畝納粟米。
兩稅法的積極影響不容忽視，兩稅法的“舍人稅地”使官府對農民的人身控制有所放鬆；並且規定貴族、官僚、商人都要交稅，這就擴大了稅源，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兩稅法以土地資產納稅，一定程度上減輕了沒有土地的貧苦農民的負擔，改變了貧富負擔不均的現象。
“李司戶說的那些不錯，可是兩稅法的弊端也有不少。”李璟敲了敲桌子，緩緩道，“由於長期不調整戶等，無法貫徹貧富分等負擔的原則。而且兩稅中的戶稅部份的稅額是以錢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