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從甲等官學合格畢業的學子，無論是做官或做技術研究或做學問或做其他行業，都是這個帝國的精英階層。按阿瑞斯托勒的理解，這就是大唐的精英教育，比國民教育這種普通教育學的內容更廣、更深，當然要求也更高。
阿瑞斯托勒也曾在孔子學府和墨子學府這兩座大唐有名的私學各上了一學年。大唐的私學和官學一樣，最低必須實施國民教育，而有條件的私學都會申請士民教育的資格，按學生的資質分班，優秀學生施以士民教育，普通學生施以國民教育。
阿瑞斯托勒在大唐學習四年，對這個帝國的教育有相當的見解，他認為大唐計程車民教育是培育帝國各行業的棟樑和引領人才；而國民教育出來的優秀學子將是這個帝國的中間力量；接受國民教育出來的普通學子則是這個帝國龐大的基層力量，他們具備基本的國民素質，從小培養對帝國的忠誠、榮耀和責任，擁有知識和改變命運的進取心，比起沒有接受國民教育的民眾，他們更會學習思考，更有創造力。如果有上千萬這樣的國民，阿瑞斯托勒認為，大唐帝國厚積薄發的爆發力必定是舉世駭然的。
但他又認為，大唐帝國的國民教育和他們克里特的公民教育相比，還是差了一些，唯有針對精英計程車民教育可堪相比，但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是面向王國的全體公民，而不是少數人的精英教育，從這方面來說，大唐計程車民教育又比不上公民教育。王太子內心中對於克里特持續一千六百年的公民教育相當驕傲。
王叔文笑呵呵說道：“兩國教育，各有千秋。”他心裡也在比較，
王叔文曾經做過文教司的郎官，對大唐的兩種教育比使團其他官員都更清楚，對比思考也更深入。他認為大唐計程車民教育不需要和克里特王國的公民教育做對比，帝國的精英教育不是一個王國的全民教育可比，首先培育的目的、物件就不同，沒有了對比的基礎，比較起來就無太大意義。
王叔文比較的，是大唐的國民教育。
大唐的國民教育也是面向大唐全體國民，這和克里特的公民教育有共同的基礎，也就更有比較的意義。
但大唐的全體國民和所有百姓不是一回事，高宗皇帝的《國民詔定義很清楚：
“國民，享有帝國庇護生存和發展之權利，同時承擔帝國興亡之責任……”
也即是說，國民是帝國優先保障生存和發展權利的百姓，軍人、官吏、士人、學子、納稅的農工商戶和其他從業者，這些都是國民。而不在帝國免稅範圍內又沒有從事職業向帝國納稅的，就只是大唐籍百姓，而非國民。
國民享有更多的權利，相應的，也要承擔更多的責任，這就必須進行統一規範的教育，不能由民間的塾館書院等亂教隨性而教或只做“應科舉”教育教出些不通世務不能幹實事的書蠹。
這個“統一規範”就是禮部制定、政事堂稽核頒佈的《士民教育綱目和《國民教育綱目，所有官學私學都必須按照《綱目規定的學級對應的科目課程進行教學，所有教材都是禮部統一編撰後由禮部、國子監、太學轄下的印書局印刷發行，確保教材的統一、準確和權威，不允許各書院各學派各經義大家教授自己詮釋的教本。
這就是統一思想。
但跟大秦始皇帝的焚書坑儒統一思想和大漢武皇帝廢百家獨尊儒術統一思想不同，《綱目列的學科條目繁多，遠不止經史子集，包含了諸子百家和理技百科，但每一本教材的內容，經史子集類的註解都必須是唯一的，《易經只能是官方註解的易經，《論語只能是官方註解的論語，諸如此類等等，其他註解版的經史子集都會列入“野本”，不禁私人閱讀，但不允許在學堂教學，科舉也不會採納這些“野本”的註解。而不列入科舉參考，就不會有學子關注，除了學者做學問對比研究外，這些注本不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