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執行不力”，但有了這個對比，尤其捉拿“人犯”的舉動，將刺史府架到火坑上去了。
各地兩馬會都有世家和地方豪強參股，河西兩馬會是蕭氏佔大股，杜筠在賀州已經做了五六年刺史，少不得將手伸往兩馬會，經營自己的勢力。而蕭昡突然出動兵馬逮捕兩馬會“人犯”，包括蕭氏在馬會的負責人，都一股腦兒抓了，便洗白了蕭氏，坑了杜筠。
即使蕭家在兩馬會的負責人對“私印禁報，散播謠言”有暗中推動之責，但被蕭昡這麼一抓，蕭家人的責任輕了，至多判個“監管不力”，坐幾天牢能出來，最多罰個幾萬貫錢，不傷筋不動骨。而主管禁謠的賀州刺史沒有作為，不是“夥同一氣”，是“受賄包庇”，端看靖安司重辦還是輕辦——當然，背後是聖人的意思。無論輕重，杜筠的賀州刺史都是做到頭了。
大都督府的舉動，在河西是一個風向標，很快河西各州都雷厲風行的“禁報，禁謠”，災情很快澄清，謠言也平息下去。
而杜筠被提刑司和靖安司的人一起解送長安後，朝廷的處置也下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