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關裡出現了針對他的大字報浪潮，其組織周密的程度一望可知。抓叛逃，抓特務，抓反革命，此時的運動近乎狂熱。韓父因其國民黨時代的軍階，無法倖免於難。他不是機關裡第一個祭品，在“文革”前的歷次運動中安然無擾，這已屬萬幸。但類似古代河伯娶妻的故事，運動不能沒有犧牲，尤其是在一箇舊知識分子成堆的單位，凡運動都得有成果，否則就無法向上級交代，大家就無法平安度日。因此，他可能心裡早就明白，按照這樣的速度升級和排隊，很快就該輪到他了。在廣播裡越來越嘹亮的革命口號聲中，他可能早已內心戰慄，早已暗中安排。
區別可能只在於，他不願意像其他受難者一樣戴高帽或者蹲監獄。所謂士可殺，不可辱。免辱的唯一辦法就是搶先結束自己，讓那些快意的侮辱者撲空。
就在此事發生前不久，有一天半夜時分，十三歲的韓少功被背上癢癢的舒服感撓醒，他發現父親正輕輕地撫摩自己光滑的脊背，細心地剔除他面板上曬脫的皮屑，對母親說：“毛他真是長大了，十三歲的人就能挑一百二十斤紅薯了。一百二十斤紅薯，我看了秤，真是一百二十斤……”韓少功有些驚異，平時離他遠遠的父親，為何做出這樣的舉動。他並不明白，父子間這一從未有過的親暱行為是一種不祥的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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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存在的壓力增強到一定閥度時，生命本身就變得很輕了。儘管韓少功曾提到父親為人謹慎，如政治風暴中的一隻驚弓之鳥，但韓父在處理自己生命的問題上卻相當果斷，而且出手非常及時，顯示了一個曾經從軍赴戰者的應有風範。後來發生的事情甚至證明他做得還很明智：先下手為強，讓“挖黑”的線索在他這裡中斷，自己不必違心地揭發他人，這樣以短痛結束長痛，也減少了家人可能受到的驚擾，與家人撇清了關係。打完了這一場阻擊戰，他把自己拋入湘江冰涼的水流，像投擲一塊石頭那樣。
懷疑使屍體的尋找變得十分迫切，周圍警覺的目光讓他們感覺到，父親活著不會比死去更好。為了證明不是一起反革命的金蟬脫殼之計，就必須確定他的死亡。母親帶上姑姑不斷擴大尋訪打探的範圍。二十多天後，終於在湘江下游十幾公里處，找到了一具中年男屍，已經面目全非了。從屍體殘存的某些線條和身上穿的衣服鞋子，母親認定他就是自己的丈夫。但韓少功似乎很難在感情上認同這個結局，於是父親的死活似乎成了心裡的疑案。在1993年發表的小說《鞋癖》裡，他就做這樣的想象：父親還活著，活在另一個神秘的所在，並且一直關注著自己的家人。這是作為兒子的他最能夠接受的一種可能，這樣的安排有一種悲憫讓人感動。
父親之死，斷絕了韓家的經濟來源，使韓家進入一個經濟上十分困苦的時期。兩個姐姐一個在大學讀書，一個在農場勞動，哥哥則是勞動大學的新生，只有十三歲的韓少功陪伴著恓惶不安的母親。一夜之間，落在他們母子身上的目光有了驚人的變化，顯得寒涼徹骨。同一單位院子裡的有的鄰居，甚至不齒於與這個自絕於人民、自絕於黨的家庭為伍，串通起來要把這一家人驅逐出去。少年韓少功真切地體會到世態炎涼，但他並沒有因此絕望，或亂了方寸。為了安慰悲傷的母親，他搬進母親的房間，與她睡在一起，把她冰涼的雙腳緊緊抱在自己懷裡，直到她的鼾聲響起。為了應付生活上的困窘，做菜的時候他們多放些鹽少放些油，還把一個房間退掉。他意識到書是不能再讀下去了，必須找到一份工作來維持家裡的生計。儘管相好的同學都覺得他這麼好的成績放棄學業太可惜了，但他還是到學校向班主任提出退學申請，並且立即得到批准。儘管這時的他心裡怕見同學，怕見任何熟人，專揀僻靜的小巷行走，但還是決心要找一份工作來支撐家庭。他開始沿著一條條街道滿長沙城去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