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有一定的差異。播音員是一個傳達的工種，也就是說我們拿到的稿子不是我們自己寫的，也不可以任意變更稿子的內容，我們要準確地、鮮明地、生動地把這篇稿件播報出去。但是主持人出現了以後，就有了“自我”，使人耳目一新。我覺得他帶有很濃的人性色彩。他讓人們能夠從節目裡感覺到他自己的個性、情感、思維，就更容易在這樣一個平臺當中跟大家交流，更有一種親切感。
田歌：也更有一些自由度。
趙忠祥：是。完全可以根據你自己的特點、年齡、經歷、愛好……甚至於你的口味，一些細微的元素都可以注入到其中。這是給我們工作的一個寬鬆度。但是這裡面還有一個不變的情懷：電視廣播的這隻話筒，是黨和人民給我們的，不是我們自己家裡的，不能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我們得服從一個原則，服從一個任務。
趙忠祥（2）
從最初“草根”狀態的高中生，經歷了近50年的磨鍊，成為現在央視的“首席說官”，無論是播音還是主持，都在趙忠祥的身上留下了職業痕跡。
趙忠祥：在這樣一個很有權威性，管理非常嚴格、非常細化的機關裡面工作，我們都覺得肩上的擔子很重。這麼多年，在這樣一個環境當中形成了你的生活習慣，形成了你的思維習慣，也幾乎成了你生命的一個部分。我無法去設想，這50年我不幹這個，會去幹什麼？我會用非常負責任的眼光，去看待周圍的一切；會用正確的行為方式和思維方式，來約束自己。我覺得這是我從事這個職業，獲得的最寶貴的財富。
田歌：播音員這個工作的性質就是要求你在一個特別嚴格的規矩下去工作。有人說選擇了一種職業，就選擇了一種生存狀態。那在生活中，您對自己的規矩是什麼？
趙忠祥：我18歲就進入職場了，幾十年以後，我把職場的很多規矩和要求，都帶到生活裡面去了。因此有時候跟人家談話，其實也不是很正式的一個談話，可是我不自覺地就拿出播音腔了。你現在讓我說北京土話，我就說不出來。剛開始播音的時候，儘管我還很年輕，在很多前輩、長輩的眼裡也就是個小孩子。可是因為這個職業的需要，必須把我打扮成一個小大人。那個時候也不大明白該說什麼，能說什麼，口無遮攔的，是沈大姐慢慢地教導我，指點我。其實我就是磕打出來的。
在趙忠祥的心目中，他前20年所從事的播音工作是一份很嚴肅，但也帶有一定藝術色彩的職業。這份職業需要有紮實的基本功，需要不斷地去練習，甚至還有近乎“零錯誤”的苛刻要求。
趙忠祥：我們曾經有過一個時期，一個字都不許錯。但是我坦率地說，我經常出錯！不過沒出什麼大錯，就是出個錯字、打個結巴……完了以後就得把檢討貼在走廊裡，自己路過那兒都覺得臉紅。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光輝起點，標誌著中國進入了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而關於這一具有劃時代意義事件的新聞，就是經由趙忠祥的聲音，傳遍了全中國，傳遍了全世界。
田歌：就在那段新聞播出之後，我們向全世界宣告，向我們自己宣告，我們要迎來一個新的中國，我們將要過上另外一種生活。您當時在播出的時候，有那種偉大的預感嗎？
趙忠祥：用今天的眼光回顧過去，我覺得很容易粉飾自己。其實我就是一個普通的播音員。今天我值班，就該我播；今天你值班，就該你播，沒有大家想得那麼嚴重。我想不僅是我自己，在座的年事稍長的朋友們，乃至很多非常有智慧的人士，他也不可能從1978年的那一天看到2008年的這一天。
田歌：現在，我們的生活比那時候富裕了，物質也越來越充實了。但是當時，趙老師您的生活和居住條件是什麼樣的？您是國家級的播音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