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gether）的歌裡，我們對自己的情形作了某種暗示，儘管我們不可能詳細的說明自己的處境。這是肯尼和利昂為我們精心選擇的歌曲，“如果我們結合在一起，我們將有一個家，那樣的時光將會多麼美好，我們真是相見恨晚。”我們仍用了飛舞飄揚的綵帶作陪襯，就像我們演唱《背後捅刀子的人》時一樣，“傑克遜家族樂隊”的風格雖然尚未完全形成，但這時已經初露端倪。
甘布林和赫夫已經為我們的另一本專輯寫好了足夠的歌曲，但根據我們的經驗，在他們竭盡全力工作的同時，我們正逐漸失去我們自己。我們為能加入費城的這個大家庭而感到榮幸，但我們不能僅僅滿足於這些。我們決定要去做這麼多年以來我們一直想做的事情，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又回到我們在恩西諾的錄音室，又一次像一家人一樣一起工作的原因所在。
我們在Epic公司錄製的第二本專輯《採風》（Going Places）與第一張不同，其中含義深刻的歌曲要更多些，而適於跳舞的歌曲少了。我們覺得用音樂來推動和平事業的發展是很有意義的，但這個集子又重蹈了過去歐傑伊樂隊的《愛之訓練》（Love Train）覆轍，並沒有體現出我們自己的風格。
在《風采》中沒有特別成功的流行歌曲，這也許並不是一件壞事，因為這使得《不同的女性》（Different Kind of Lady）這首歌顯得尤為突出。這首歌在第一面的中間，前後有甘布林和赫夫的歌夾著，它就像一團火焰一樣，格外奪目。正如我們所期望的那樣，和老朋友鮑比·泰勒一起製作唱片樣本時，我們就在尋覓這種感覺。肯尼和利昂完成了最後一道工序——為蛋糕裹上一層糖衣，但烤焙工作是要由我們自己來完成的。
《採風》上市以後，爸爸讓我陪他去見羅恩·亞歷克森伯格。是羅恩把我們介紹給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他的確很信任我們。我們想讓他相信，我們現在正準備自己創作自己的音樂。我們感覺到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已經知道我們的能力了，所以，我們索性開門見山，告訴他我們一直想讓鮑比·泰勒和我們一起工作。鮑比這些年來一直和我們很接近，我們一直認為，他會成為我們的好製作者，而Epic公司則主張由甘布林和赫夫主持這項工作，因為他們有過顯赫的成績。但是，也許他們不是好騎手，也許我們不是適於他們騎乘的馬，因為儘管我們幹得不錯，但我們唱片的銷售量降了下來。我們做任何事情都要恪守職業道德。
亞歷克森伯格先生當然和不少演員打過交道，但是，在我們相互講訴自己的身世的時候，我確認，在他那些商界的朋友之中；從我們的角度看，他只算得上個打了折扣的音樂家。在音樂的商業方面，我跟爸爸總是步調一致的，創作音樂的人和賣唱片的人並不是天敵。我像一個古典音樂家一樣關心自己所做的事，是希望自己能贏得最廣泛的觀眾，而製作、出版唱片的人關心他們的歌手，是希望唱片能獲得最大銷售量。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董事會的會議室裡共進午餐的時候，我們告訴亞歷克森伯格先生，Epic公司已經盡了他們最大的努力，但我們還是無法滿足，我們覺得我們能做得更好，我們有資格這麼說。
當我們離開那座名叫“黑色岩石”的摩天大樓時，我和爸爸都沒怎麼說話。回旅館的一路上，我們各自想著自己的心事，一直很沉默。需要說的都已經說了，無需贅言，我們的整個生活已經被捲入那簡單而嚴峻的抗爭中，儘管這種抗爭是文明的，是光明磊落的。幾年後，當羅恩·亞歷克森伯格記起那一天來時，可能會發出感慨的微笑吧。
參加那次在紐約的哥倫比亞公司總部的會談時，我只有十九歲。十九歲的我就挑起了如此沉重的擔子。在商業問題上，在決定一些創作問題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