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會一拖再拖，直到萬不得已。一般這時我已經債臺高築了。我並不是付不起這些賬——我付得起——而是面對這些生活責任時我會很驚恐。我對有些社會常規還不習慣，所以只要電話還是連通著，或者其他電器還處於執行狀況時，我都會覺得有些無所適從。我把所有賬單存在爐子旁的一隻盒子裡，個人信件和卡片則散亂地放進我桌子上電腦和印表機間的空檔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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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節：儘管去做（2）
電話響了，我讓答錄機去接。
“嘿，是我，吉姆……就是問你想不想出去喝一杯。打電話給我，不過最好能現在接電話。”
我接起電話，這時電話像被掐著脖子的貓一樣尖叫起來。“當然想，”我告訴他，“我現在血液裡酒精含量低得要死。”
“那雪松館九點見。”他說。
雪松館在大學大道12號，我在第十大道3號，相隔僅幾個街區，吉姆在第十二大道二號，所以雪松館是我們這條槓桿的支點。這也是我喜歡它的原因之一；另一個原因是他們的馬提尼酒份量很大，伏特加的量大也很足。“那兒見。”我說，然後結束通話。
吉姆很厲害，是個出色的治喪人。實際上從技術上來講他已不算是治喪人，他畢業後做了棺材推銷員，如他所形容的——“一份未雨綢繆的事業”。葬禮行業委婉說辭盛行，根據他們的行話，實際上沒有人“死”，他們只是“搬走了”，和到另一個時區旅行沒什麼區別。
他總是穿著過時的夏威夷襯衫，即便冬天也如此。你看著他時會覺得他只是個普通的義大利藍領男人，比如巡警或小比薩店主，但他是個不折不扣的治喪人。去年我生日時，他給了我兩隻瓶子，一隻裝著漂亮的粉紅色｜乳液，另一隻裝著琥珀色液體，竟然是屍體防腐劑。我不是個小肚雞腸的人，但這件事實在是太出格了。
幾個小時後，我走進雪松館，頓時渾身舒暢。我的左邊是個巨大的舊吧檯，一個世紀前由幾株老橡樹手工雕刻而成。這個老吧檯豎在那裡，恰似對自然保護主義者不屑一顧地豎起的一根中指。吧檯後面的牆上鑲著同樣的木頭，裡面嵌著一面蝕刻而成的高鏡子；鏡子旁是灰暗的有彩色玻璃燈照的銅燈座。這個地方的燈泡沒有超過二十五瓦的。酒吧後部是漂亮高大的木製售物臺，裡面賣雞炒牛排、魚和薯片，還有芝士三明治。我想我可以在這裡生活下去，並且是一種前所未有的生活。
雖然我已早到了五分鐘，但吉姆已經坐在吧檯那了，半杯馬提尼已下肚了。
“馬提尼不錯嘛，”我說，“來多久了？”
“我太渴了。剛到。”
他正目不轉睛地看著一個女人。那個女人獨自一人坐在點唱機旁，身穿卡其布休閒褲，粉紅和白色條紋相間的牛津布襯衫和白色銳布鞋。我立刻斷定她是個剛下班的護士。
“她不是你喜歡的型別。”我說。
他看著我，一臉你怎麼知道的表情。“為什麼不是呢？”
“你看她喝的是什麼？咖啡。”
他臉露苦相，不再看她，然後又喝了一口酒。
“你看我今晚不能待得太晚，我明早九點還得跟人會面。”
“會面？”他一臉疑惑，“為什麼？”
我轉轉眼睛，抬起手指搖搖，示意服務員。“我的客戶Faberge正在研製一種新香水，他們希望廣告代理明早能和他們一起參觀他們的蛋雕展覽，看有沒有什麼靈感。”
我點了一杯Ketel One 原產於荷蘭的伏特加酒。馬提尼，杯裡筆直地插著一片橄欖葉。他們這裡用的橄欖葉比較小，我很喜歡；我很看不慣那種又大又肥的葉子，它們佔了杯子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