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在幾千年的苦難中習慣性的將社會的健康發展生活的幸福全都寄託在開明的君主和領導人身上，這還是人治，與行政與法治無關，從而社會的有序和諧發展就是一個空談，必將陷入一個周而復始的怪圈：君王賢能而國家昌盛，君王昏聵而國家頹廢。而長久以來，在潛移默化的文化和道德約束下國人都養成了一種俄狄浦斯情結，就是戀母情節，在家裡依賴、在外總在找尋一個類似於母親那樣疼愛自己的人，這絕不是人與人之間正常的友誼與欣賞，這種關係最終的盤根錯節，糾纏不清，形成了這個幫那個派，從人數少到人數多的都在尋找一個可以保護自己的『媽媽』，所以說我們時常說我們是一個大家庭，這本是好事，但潛意識裡都在找那個『家長』，以至於有人批評說我們頭上的辮子剪掉了可是內心的辮子卻依舊的瘋長，遇到問題碰到困難首先想到的就是自己有沒有雄厚的人力財力人脈支援而不是憑著自己的力量能怎麼走出困境。在這樣的歷史大家庭中所有人為所有人操心，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是你的事，這叫眾志成城，也叫烏合之眾——我會為你負責，同時你也要為我負責，否則你就是壞人，否則我就會充滿愧疚，這是道德綁架，而且大家不能分離，不能袖手旁觀，因此又拐回我剛剛說過的，對國人來說個人的自由就是對大家庭的背叛，這個共性容不下個性。」
「歷來我們國家的美都是含蓄的、深沉的、或者說是壓抑的，委婉的，包括愛情都是完美的少而悲劇的多。為什麼？因為愛情是一個成熟個體的自我實現，意味著獨立，而且實現自我價值獨立自主意識的愛情意味著對家庭更是對『家長』專制的背叛，在婚姻中遵照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已經很能說明問題。我們都崇尚文藝作品中主角身上純真、誠懇的東西，這個主人公要為了所謂的公平和正義赴湯蹈火，毫不利己專門利人，完全一種我為人人的姿態，這就是我們心中美化的『救世主』，但大家想過沒有為什麼我們要期待出現那個救世主？一旦有一個遇事首先想到自己的人物出現，觀眾就自覺的將這人列入『壞人』那一類的陣營，因為什麼？因為這種人太自我而不熱衷於為大眾服務，那就是對利益團體的侵犯。正是因為有『偉大』『獻身』慣性思維的制約，我們熱衷於看待諸如劉邦這個成功者為小人，而看待項羽力拔山兮氣蓋世的這個失敗者為英雄，但劉邦就沒有了可取之處？我們都喜歡那種賢妻良母型任勞任怨的女子為妻而唾棄為了自己高興就讓周幽王烽火戲諸侯的褒姒，可褒姒到底哪裡錯了？卻沒人更多的關心周幽王和他所代表的統治階層如何昏聵荒淫，能否治理好國家和傾國傾城弱不禁風的女子何干？但是事實上沒有褒姒這種妖女一樣的人物出現文藝作品就完全的沒有了情節衝突和故事發展性。這就是一個矛盾。」
「現在我再談一下趙楓林同學所問的集體主義的利弊：集體主義在最初的確是能集中力量辦一些大事、要事、急事，那是因為所處的物質基礎底子非常薄的情況下攢成一個拳頭才能更有力量，這個例子在前蘇聯就是最明顯的體現，可是當社會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過度的集體集中必然是一種扼住了喉嚨的制約，讓你沒有一點的自主性，這個我想我們都知道，以前的計劃經濟和現在的市場經濟就是例子，那麼這樣能不能解釋為集體主義對我們的壓制？」
以往總是沉默不語謙謙君子的馮喆行雲流水一樣又有理有據的侃侃而談讓眾人都刮目相看，趙楓林皺眉問道：「集體主義和計劃經濟的事情可以商榷，但你說諸子百家最後都表面上歸於儒家，這太荒唐了吧？其他學派難道就消失了，你也說沒有嘛，那法令從何而來，法家是確實存在的，墨家的兼愛難道消失了？道家的清靜無為於民生息在唐代李世民那裡不得到體現了？」
「是，但最終都被儒家吸收化作了統治階級治理的手段，這裡面還有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