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的利益，只要是合法的，也都是保護的。他們甚至想方設法讓農民個人增加收入。至少，集中居住以後，收入不能減少。比方說，金牛區許多農民，原來都是有租房收入的。這和集體經濟組織可沒有什麼關係。這個問題，文登來他們也想到了。
文登來告訴我，他們在建農民新居時，事先充分徵求了農民的意見。文登來說，按照規定，種糧戶人均面積是60平方米，種菜戶50平方米。對於三口之家來說呢，就有180平方米或者150平方米。農民是比較節省的，覺得一家人住這麼大一套浪費了，一般都選三套，一套自己住，另外兩套拿來出租。我們充分尊重農民的意願，就設計了三種戶型的房子，大中小，三套，讓農民在規定面積範圍內自由選擇。你願意自己住大套就住大套，願意住小套就住小套，省下面積換租金。不過有兩點和以前不同。第一，以前是自己出租，現在全部交給集體經濟組織統一出租。出租以後，錢是多少給多少，租出去多大面積就按多大面積給你租金，當然要交所得稅。第二，自住的和出租的分開。比如這一塊是農民自己住的，旁邊這一塊是農民出租的，不混在一起，這樣便於管理，治安也好得多。
這是個好辦法。政府並沒有多花錢，就解決了兩個問題——農民的收入和外來流動人口的居住。這是有利於社會穩定和諧的。
問題是，農民當真願意嗎？
文登來實話實說，農民開始時是有些不願意。我們就和農民直接交換意見。我們有200多名機關幹部，用一個月時間每家每戶去走訪，去談話，做工作。就是了解情況，你對我們有什麼想法，我們怎麼想的，你怎麼想的，咱們怎麼能做到一塊。200多名幹部花了一個月時間每家每戶都弄清楚了，就想辦法解決。比方說，農民有一條意見：你給我遷得遠離城市中心我不幹，我就住在近處。這個好辦，我們保證不遷遠。全區規劃11個住宅區，都不遷遠。這是第一個。
我問，第二個呢？
文登來說，第二個，房子我們給他蓋好一點。做經濟適用房，層高米就合格，我們規定3米。第三個，鼓勵企業給農民買社保。你僱傭我們的工人，我們補貼你一部分，幫你買單。第四個，對年輕的農民進行培訓，每個人700元培訓費由政府來付。培訓出來找職業，我們也幫他找。年紀大的，安排從事服務業和公益事業，有一部分靠低保，每個月210元。第五個，解決戶籍問題。
我問，改成城市戶口嗎？
文登來說，是。這個工作做得比較細，我們是挨家挨戶去給農民講，為什麼你要換，換了以後你有什麼好處，他們願意了才交上來，不願意就算了。交上後我們再給他換成城市戶口簿。
我又問，為什麼他們不願意？
文登來說，因為他們怕丟掉一些權利。其實這個事我們原本可以不管的，公安直接給你管了，宣佈原戶口簿作廢，很簡單就解決了。但我們沒有這樣做。我們認為，交這個本實際上就是做思想工作的過程。他心甘情願交上來，我們就成功了，就放心了，農民就成了推進城鄉一體化工作的協作者。我們真的感覺到，要誠信對待農民，逐步解決遺留問題，絕不發生新的問題。農民是很不錯的，只要真心誠意對農民，沒有做不了的事。
我想，這大約可以稱之為“仁心致和”了。實際上，成都市許多區縣黨委書記都說過意思差不多的話。他們說，農民其實是很可愛的，也是通情達理的，一般都不會無理取鬧。要鬧，也是“有理取鬧”。因此，我們的幹部只要注意三點就行了。第一，要愛護農民，不能侵犯農民的合法權益；第二，要平等待人，不能把人家擺在一個比你低的位置；第三，所有的事情，都必須公開、公正、公平。過去有些事情之所以做不好，就在於喜歡搞“暗箱操作”，農民覺得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