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從史學角度講，《新五代史》還不能說十分成功。一是強調義法太過而有主觀偏執之嫌。錢大昕以為，歐陽修頗慕《春秋》褒貶之法，而其病即在此，&ldo;若各出新見，弄掉一兩字，以為褒貶，是治絲而棼之也&rdo;。二是過分注意文字的簡言而忽略史實的記載。歐陽修也一向以文省而事增自許自己所修的兩部史書，但有些史實卻因而過於簡略。三是史實考訂上也頗有些失誤。有個叫吳縝的人，寫了《五代史纂誤》，挑出了二百來條錯誤，大多讓歐陽修無法迴避。
《新五代史》是歐公史學的範例，其義法在史學思想史上自有其不容抹煞的地位，但在史料學上，新史仍不能完全取代舊史，史學畢竟不能僅以義法代替史實的。
代表宋賢史學最高成就的是司馬光與《資治通鑑》。《資治通鑑》是從三家分晉到後周滅亡這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間的編年體通史。編年體與紀傳體是傳統史學的二體，其始祖要上推到孔子的《春秋》。但《春秋》太簡略，難以為編年體立則垂範。據說是輔翼《春秋》的《左傳》稱得上是編年體的傑作，文章也寫的好，但所記的僅是春秋史事，而且其作法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令人不知從何學起。因而自從司馬遷以《史記》為紀傳體立了規模，掙了頭臉，比他先出的編年體反而有點黯然失色，雖有荀悅的《漢紀》與袁宏的《後漢紀》，也沒能使編年體有足夠的底氣與紀傳體相頡頏。自《資治通鑑》出，編年體才揚眉吐氣，毫無愧色的與紀傳體分庭抗禮，司馬光也與司馬遷被人稱為&ldo;兩司馬&rdo;。
司馬光在仁宗朝先編了戰國史事八卷，取名《通志》，神宗叫他繼續編下去，還賜了《資治通鑑》的書名，允許他自闢官屬。熙寧變法後，司馬光退居洛陽，神宗特准他以書局自隨，著史工作沒受到幹擾。作為主編，司馬光總其成，他手下有三個得力助手，劉攽負責兩漢，劉恕兼顧三國兩晉南北朝與五代兩頭，範祖禹專管唐代，後來劉恕去世，五代由祖禹完成。
在主編《通鑑》的過程中，司馬光創立了長編法與考異法，這是對史學方法的出色示範，讓後來者有跡可尋，有轍可循。長編法首先是全面收集史料，按年月日的順序，逐一標明具體事目，每一事目之下注以相關史料的書篇卷名，逐日排列起來，叫做&ldo;叢目&rdo;。然後將叢目中的史料經過選擇，決定取捨，重新組織，修撰成文，註明史料出處，以備查核訂正，此即長編。長編的編寫原則一是寧失於繁，毋失於略，既不使重要事實有所遺漏，又能讓主編有比較選擇的餘地；二是聞見異同，並存其說。最後由司馬光根據長編，考其異同，刪其冗繁，潤色文字，勒成定稿。
考異法就是以具體考證來說明史料取捨的依據，其成果儲存在司馬光的《通鑑考異》中，中華書局標點本已將所有考異散見在相關史事下。章太炎指出：&ldo;溫公（司馬光封號）既取可信者錄之，復考校同異，辯證謬誤，作《考異》以示來者，真可謂用心良苦。&rdo;在這點上，司馬光不像左丘明那樣&ldo;良工滅盡針線跡&rdo;，而是煞費苦心的&ldo;欲把金針度與人&rdo;。司馬光的考異法影響極大，一是宋代考證型學術筆記在此以前幾乎沒有，在此以後卻佳構迭出，名作接踵，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應麟的《閒學記聞》是其中白眉；二是其後《通鑑》續作一系，雖優劣不一，但幾乎都附有考異。
司馬光突破了舊編年體的格局與限制，合紀傳表志於一體。他以編年為綱，在相關年代下採用附載人物、政制、重要文字或雜事的靈活方法，極大地豐富了編年體的紀事容量與表現方式，使編年體與通史體相互結合，開出了一個新局面。
除《通鑑》正文，司馬光還有一系列輔助性的著作：相當於提要、索引的《通鑑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