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視若無睹，但其實，唯一觸動他們極大憤怒（這在一群以幫助別人為旨趣的人物身上相當突兀）的，只有這個不斷指責他們“空虛”、“不上進”的德育教授。在趙堯舜又一次“騷擾”他們之後，頑主們的憤怒爆發了：
“我想打人，我他媽真想打人。”趙堯舜退出後，馬青從桌後跳了出來，捋胳膊挽袖子眼睛閃著狂熱的光芒說。
“我也想打，想痛打一個什麼人。”楊重雙手握著拳哆嗦著說，“要不是我不停地對自己說你打人得進公安局付醫藥費特別是上了歲數的人弄不好要養他一輩子就像無端又多出一個爹我早衝上去了。”
“可我實在想打，我顧不了那麼多不想想辦法我只好和你們倆對打。”
“好吧，這樣吧。”於觀猛地站起，握著雙拳往外走，“我們就到街上去，找那些穿著體面、白白胖胖的紳士挑挑釁。”
“真舒服，真舒服，老沒這麼幹了。”
馬青、楊重摩拳擦掌、一臉興奮地跳躍著跟在後面。
街上，三個人肆意衝撞著那些頭髮整齊、褲線筆挺、鬱鬱寡歡的中年人，撞過去便一齊回頭盯著對方，只等對方稍一抱怨便預備圍上去朝臉打，可那些腰身已粗的中年人無一例外地毫無反應，他們只一眼便明瞭自己的處境，高傲地仰起頭，面無表情地變線起開。如此含忍不露彼此差不多的表現使三人更有屢屢得手所向披靡的良好感覺。
之後，一個經典的細節出現了。頑主們對自己的勝利十分欣喜，以致開始向社會發出挑釁：
馬青興沖沖地走到了前面，對行人晃著拳頭叫喚著：“誰他媽敢惹我？誰他媽敢惹我？”
一個五大三粗，穿著工作服的漢子走近他，低聲說：“我敢惹你。”
馬青愣了一下，打量了一下這個鐵塔般的小夥子，四顧地說：
“那他媽誰敢惹咱倆？”
挑釁以對強者的依傍告終，正符合王朔所說的“打別人咱也不敢”。王一川對此的分析是：“這些‘俗人’在行為上的一個鮮明特點，就是透過把實際行為轉化為語言調侃行為而成功獲救。具體講，當他們在實際行為中受挫或遇險時，往往轉而透過其擅長的調侃行為去自救，而且總是奏效，這就保障他們能最終獲取語言的狂歡……在‘俗人’那裡，行為的狂歡必然要最終轉化為、落實為語言（調侃）的狂歡。他們的行為狂歡實質上正是語言的狂歡。”這種語言狂歡，包括王朔所有小說中大段大段地戲仿/化用“政治話語”，針對的正是幾十年來“政治國家”特有的“政治化生活”傳統。它一方面構成了“對被調侃物件——官方化語言和精英獨白產生消解的力量”，另一方面，它又反映出政治話語深植於王朔的內心，對“最高指示”及與此相連的政治國家傳統“充滿感激和緬懷之情”。（《語言神話的終結——王朔作品中的調侃及其美學功能》，《學習與探索》1999年第3期）而祁述裕也指出：“他以轟毀一切的權威話語的方式來牟取話語權力，以否定一切真理、信念的方式來表達市民階層低層人的聲音，透過將底層社會人的生活進行理想化的描繪來顯示這個階層的精神優勝，為這個階層獲得權力話語提供合法依據。”（《逃遁與入市：當代知識分子的選擇和命運》，《文藝爭鳴》1995年第4期）
1987《頑主》（5）
王朔語言狂歡中的這種悖論，在上世紀80年代末被遮蔽性地誤讀，肯定者多強調其邊緣身份與消解功能。到了1993年，因為王蒙一篇《躲避崇高》引發了再次的爭論。這次爭論的雙方調換了年齡位勢。長者王蒙延續著80年代末對王朔的稱頌路線：“多幾個王朔也許能少幾個高喊著‘捍衛江青同志’去殺人與被殺的紅衛兵。王朔的玩世言論尤其是紅衛兵精神與樣板戲精神的反動……他撕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