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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我們在與俄羅斯《祖國曆史》的主編梅杜舍夫斯基的座談中，他說俄國的學者也在反覆討論，國家的公權與個人資訊自由之間的界線在哪裡？統治者總是以為把所有的事情都把握在自己可控的範圍內，就可以做到有效的防範和治理。殊不知這樣做造成的逆反效果先不說，就從統治者的立場看，首先是阻礙了領導者自己的眼界，造成他們資訊來源的單一化。比如說各個地區反映上去的資訊都是有利於自己“政績”的。其次，在高度控制的社會中，資訊的鏈條中間環節過多會降低決策的靈活性，也會影響到領導者的判斷力。比如，史達林就因為資訊量太大而分不清主次，不能快速做出有效的判斷，他大量工作“無效化”，使這個體系陷入癱瘓，靠慣性運作。在勃列日別夫時代，監視和竊聽持不同政見著名人物的有幾套班子，致使索爾仁尼琴的卷宗多達105卷，薩哈羅夫的卷宗多達505卷，這幾套系統內部的意見常常不統一，人人都是替自己盤算而算計著讓別人承擔責任，於是就註定了效率低下和被動局面。勃列日涅夫有一個圍繞他的20多人的秘書組和寫作班子，而在他兩次中風以後，基本上處在不“親政”的狀態，這個寫作集體最大的工作就是對勃列日涅夫進行“讀心術”，靠揣測勃列日涅夫的意圖進行“領導講話”的編寫工作，勃列日涅夫唯一的任務就是不出錯地朗讀好這些稿件。而寫作團隊本身又分為好幾派，他的政策也就表現得“盪鞦韆”似的兩邊晃悠，而且因為寫作班子是個集體行為，最後的定稿往往是把有鋒芒的地方都磨掉後的妥協產物，導致空話、廢話、套話、假話連篇。
民主固然“不能當飯吃”，但是有飯吃也不能代替民主
第四，僅僅發展經濟是不夠的，人們常說，蘇聯劇變是因為經濟沒搞好，它傾盡全國之力去和美國搞軍備競賽，過高的積累率導致人們生活水準長期得不到提高，引起人民的不滿導致了劇變。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並不完全對。到勃列日涅夫時代，蘇聯已經邁過了社會主義原始積累階段，工業開始反哺農業，消費被作為衡量社會主義成功與否的標準大加推廣。但是當局把生活定義為沒有任何客觀、內在的意義，它們對幸福的理解就是對物質的保證，對身體主觀需求的滿足。這些人以自身的利益和生活方式想當然的認為，民眾的生活水準有了相當程度的提高，就可以抵消掉“反體制”衝動，“被禁錮的頭腦”是可以用物質手段收買的，國家既然為人們提供社會保障，提供了公共服務，人們就會滿足於過自己的小康日子，拿個人自由與安全作交換，但實際上並不是如此。
蘇聯到1970年代有免費教育、收費極低的兒童保育、廉價的住房、便宜的休假制度、穩定的養老退休制度、免費醫療；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居民的工資收入增長了1倍，遠高於物價上漲水準，蘇聯每10戶人家擁有9臺電視機，4輛汽車，工作10年以上者81。3％的人可以解決長期住房，租房的費用只佔月平均工資的2％－3％，（目前中國工薪階層房租佔到了工資收入的1/3）；文化事業的發展速度也很快，1987年蘇聯人均的影劇院座位名列世界第一。從統治者的角度看，有平等沒有自由會比有自由沒有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