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何況我為了替他們守秘密，一到案就說了不少謊話，沒想到他們這些英雄好漢卻早就招
供了，情治人員當然更相信他們了。
謝聰敏在牢中神通廣大，他居然託日本鬼子小林正成帶出一封信，一九七二年四月二十
五日登在《紐約時報》上。其中提到在國民黨「瘋狂的刑求」下，「我只好採取較緩和的態
度，答應他們接受某些反蔣活動的控訴，包括爆炸美國商業銀行的偽訴。並承認李敖先生，
臺灣非常傑出的學者並是最受歡迎的作家，是臺灣獨立運動的委員（事實上我根本不曉得有
關委員之事）。」這封信披露後，國民黨大為難堪，遂把謝聰敏釘上腳鐐，一個人關在又陰
又潮的小黑房裡，放封時，只許他一個人散步，不準任何人接近他。他的健康遭受了很大的
傷害。我在牢房裡，攀上鐵窗，遙望他吃力地帶著腳鐐，用一根撕破內褲編結起來的細繩，
吊住鐵鏈，雙手提著，彳亍而行。他的腰是彎的、背是駝的、整個監獄的氣壓是低的，十分
鍾過後，班長吆喝一聲「回去！」他就改向小黑房走去。
那是一幕動人的背影，我永難忘記。
我在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九日到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臺北市博
愛路警備總部保安處；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到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這段期間，
一直關在景美秀朗橋下軍法看守所；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到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十九
日，這段期間，一直關在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仁愛莊」）。「仁愛教育實驗所」原
名「生產教育實驗所」，地點設在臺北縣土城鄉仁愛路二十三號，是把政治犯洗腦的大本
營，名之為感訓，其實「仁愛」而能「實驗」，其「教育」可知矣。在感訓的歲月裡，謝聰
敏和我被關在同一問房裡，一同忍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抵抗一波又一波的洗腦。洗腦是完
全失敗的，他是他，我是我，我們誰都沒有改變。如果有所改變，那是變得更頑強。出獄以
後，謝聰敏遠走高飛，到海外去做他的政治活動；而我呢，守死不去，在臺灣繼續依然故
我，只是多寫了一百多本書掉頭給官方洗腦，以為回敬。告訴他們：你們關錯了人，我不是
臺獨分子，你們卻把我當成臺獨分子來關。好吧，就讓你們付點代價吧！
多年的牢房生涯後，謝聰敏和我分別出獄，我對謝聰敏的看法是：把我咬進臺獨案，就
政治手段言，是高杆；就朋友之道言，是卑鄙，我個人對朋友之道，是很古典的，我無法接
受這種為政治而犧牲朋友的卑鄙，所以出獄後十多年，我跟他形同絕交狀態，沒有任何來
往。一九八五年，美國全美臺灣同鄉會邀請李敖訪美，卻有化名「莊腳人」的，在《臺灣公
論報》表示反對。因為「莊腳人」不是個人而是團體，是臺獨聯盟欲借李敖引起爭端，煽動
臺灣同鄉反對全美會主席，因此引起洪哲勝和謝聰敏的反駁。洪哲勝寫《從李敖事件看臺灣
人的統戰觀》，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三期（一九八五年六月十五日）；謝聰敏寫《君子
和而不同》，發表在《美麗島》第二四五期（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九日）。謝聰敏文中有這
樣沉痛的話：「一個革命組織在誇耀它的偉大成就之際，也應該回顧那些被犧牲的人怎樣在
黑暗中忍受他們的痛苦。李敖就是為臺獨聯盟走進政治監獄的。現在全美臺灣同鄉會邀請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