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陷共」了，還有什麼「反攻」空話可說？複次，這一宣言表面系「自由簽名」，實際則
為一「忠貞檢查」。在臺灣住了十幾年的人，面對這一簽名運動心裡都有數，如不簽名將被
疑為不忠於某黨政權，這樣的人將蒙種種不便，甚至有打破飯碗的危險。在臺灣這種形態的
絕對主義的統治之下，誰不怕麻煩？在臺灣這個飯碗難找的島上，誰不怕打破飯碗？
於是而有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簽名的盛舉。我因為一方面認為那一宣言的內容幼稚可
笑，另一方面我尤其憎惡那種「間接強迫」的作風，所以拒絕簽名。後來校方一高階黨務人
員親自來舍勸簽，仍然被我拒絕！
於是，多年累積的問題爆發了！
殷海光說「一千四百位文化工作者」的抗議宣言「不知道是哪兒來的」，但在十三年
後，「哪兒來的」終於水落石出。一九七九年三月，國防部總政治部屬下的黎明文化事業股
份有限公司，出版了一本紅皮燙金的《慎師七十文錄》，是慶祝曹敏七十生日的一本專集，
其中有一篇《胡秋原先生序》，我看了以後，才疑團盡解。胡秋原在序中回憶：
我是一個幾乎沒有所謂「社交」生活的人，與黨政方面人士尤其少有個人的往來，所以
我與曹慎之先生原不相識。
一九六二年，鄭學稼先生和我因為一個同我們兩人有投稿與書業往來的書店，在所謂文
化論戰後忽然對我們兩人先後送紅帽子，我們便先後對那書店及其作者提出誹謗案之訴訟，
法院合併審理。這種官司在中國原很少見，所以開始之時旁聽的人不少。當時一般朋友對鄭
先生與我的批評大抵是「修養不夠」，「不上算」，甚至於說「好事」；只有三個人同情我
們的遭遇，經常到法院旁聽，這便是任卓宜、曹慎之、徐高阮三位先生。任先生是我們兩人
的老朋友，徐先生則因我而認識鄭先生，曹先生那時與鄭先生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部門同
事，他是因鄭先生而去，於是我在法庭開始認識慎之。
這一透露，告訴了我們：在胡秋原、鄭學稼告文星的訟案一開始，曹敏便以與鄭學稼
「在國防部的一個研究部門同事」的身份，微妙的介入了。胡秋原又說：
當官司尚在進行之時，到一九六六年，美國國會為越戰舉行聽證，費正清、巴奈特趁機
主張討好中共以解決越戰。有一天，慎之邀約我和學稼、高阮三人，主張寫一封對美國人民
公開信，結果有一千數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在《紐約時報》發表，一時發生相當大的影響。此
我與慎之合作之一事。
這一透露，又告訴了我們：「當官司尚在進行之時」，曹敏已經「邀約」胡秋原、鄭學
稼、徐高阮共同合作為國民黨秘密搞文宣。據一九六六年七月三日《聯合報》，當時新聞局
長沈劍虹曾在立法院內政委員會報告施政說：「臺灣學人教授一千六百餘人駁斥美國姑息分
子費正清之流的謬論，曾於五月發表《致美國人民一封公開信》，已由『新聞局』譯成英
文，現已洽妥《紐約時報》，於近日內連同簽署者一千六百餘人名單在該報刊登／可見國防
部總政治部黑勢力之大，大到可以自行作業，然後叫行政院新聞局到美國報上買廣告的程
度！胡秋原說他們「寫一封對美國人民公開信，結果有一千數百人簽名的公開信在《紐約時
報》發表，一時發生相當大的影響」。事實上，「一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