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薩特的攻擊不遺餘力；他們有一個誤解，以為薩特是想透過劇本說明上帝並不存在。
其實薩特的用意完全不在宗教方面，而是針對人的現實境況。透過《魔鬼與上帝》，他再次深入探究了道德與政治之間的超越與被超越的關係，善與惡、異化與實現、欺騙與真誠、魔鬼與上帝、自由與約束、失敗與勝利、……這些是如何不可分割地聯絡在一起同時又相互衝突的。《魔鬼與上帝》沿著《骯髒的手》的思路進一步發展了薩特的思想：格茨是參加行動的雨果，是薩特所設想的行動者的化身。薩特在未發表的筆記中說：“我讓格茨幹了我無法做到的事情！”格茨既要保持自身的自由，又要正視他周圍人的不自由；他既不能因他們的約束而喪失自身的自由，又不能無視他們對自己約束的力量。而處於複雜政治境況之中的薩特，此時需要思考和解決的，也正是自身面臨的種種矛盾以及對它的超越。薩特多次說明，《魔鬼與上帝》是他最喜歡的劇本；在他願意流傳後世的幾部作品中，唯一的戲劇作品是《魔鬼與上帝》。
這一時期薩特創作的戲劇還有《恭順的妓女》（1946年）、《基恩》（1953年，是對大仲馬戲劇《基恩》的改編）和《涅克拉索夫》（1955年）。由於薩特寫作時的心態以及花費的時間不同，這幾個劇本在藝術水平上要較為遜色一些，但也各具特點，演出時也都獲得觀眾的熱烈反應。
第二部 介入（1939…1970）兩間餘一卒（1945…1957）：“同路人”（1）
“二戰”以後，薩特進入了一個以“介入”為特徵的時期。他積極參加政治活動，在重大社會政治事件中明確表態，儘可能發揮自己作為一個作家和社會人的作用。
其實在此之前，薩特在政治上也是有自己的態度的。由於強調自由的絕對價值，薩特反對任何形式的等級制度。此時薩特對於社會主義仍持懷疑的態度。因為他看不出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個人的自由怎麼能夠存在，但在法國左派同右派的政治鬥爭中，他的態度是站在左派一邊的。雖然有態度，他並沒有實際參加政治活動。例如人民陣線的遊行隊伍在大街上透過，其中有他的同學，而他只是作為一個旁觀者站在人行道上看著。導致這種狀況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主觀上說，此時他對政治不感興趣；客觀上說，他這時還沒有名氣，也不屬於哪個黨派，他參不參加對於任何人來說都不重要，也沒有任何組織或個人來找他。
現在情況完全不同。薩特在社會公眾中已經有了很大名氣。他主編的《現代》雜誌辦得很成功，他的名聲使這個雜誌擁有很多讀者。有了一個刊物就有了一個陣地，可以隨時對世界上的事情作出自己的反應。在抵抗運動中薩特同共產黨人有著密切合作關係。他在解放初期所持的政治態度是希望參加抵抗運動的各黨各派能夠和平共處。
但是，在他開始出名後，共產黨的報刊上常有批判、攻擊他的文章。他們擔心，由於薩特的影響巨大，很可能把他們的信徒引向他那一邊；正因為薩特的立場跟他們接近，顯得更有威脅性。法共理論家加羅蒂對薩特說：“你在阻撓人民向我們靠攏！”另一位法共人士說：“你是一位哲學家，所以你是反共分子！”蘇聯《真理報》刊登了不少謾罵存在主義的言論，有對存在主義“宣判死刑”的，有根據共產黨權威觀點寫成的關於“虛無”的著作來對抗《存在與虛無》的，還有以“存在主義不是人道主義”為題，指責薩特是法西斯分子和人民公敵的，不一而足。另一個方面，資產階級也把薩特視為異端，認為他宣揚的東西敗壞了道德、習俗和傳統，對他的攻擊不遺餘力。薩特在獲得出人意料的名聲的同時，也獲得了料想不到的敵視和惡意。 不過他現在已經適應了這種鋪天蓋地的名聲以及隨之而來的同樣鋪天蓋地的敵意。名聲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