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解凍因此消費水平非常底下的社會中，上海的主流市民選擇的生活方式不外乎是這樣的：在八十年代早期的每個夜晚，晚飯之後，凡是電視機還沒有進入的家庭，他們的主人必定在有些昏暗的燈光下，帶著一天下來有些放鬆的心情，閱讀著《新民晚報》。他們的認真程度可以從這個細節得到佐證：不放過《新民晚報》中任何一條訊息，甚至不放過中縫百來字左右的一則商品資訊。
在藝術領域，八十年代早中期提供了這樣一些激動人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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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3月1日，一個叫作《絲路花雨》的歌舞劇毫不含糊地傾倒了上海市民。
1981年，由法國人在上海主持了一個頗帶刺激性的展覽：《性的自然史》。
同樣是法國人，但在稍早時候，讓·雅克帶著他的令人驚詫的電子合成器來到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一定沒有忘卻當年在上海體育館的那番審美感受：
優雅的法國人坐在場子中央，他的面前是那臺對整個上海來說顯得神秘兮兮的電子合成器，更其神秘的藍色鐳射在舞臺上方以交叉的形式呈現著，那藍色的光芒即使在23年之後彷彿還浮現在了人們的面前。音樂響起，多少遠古的秘密正在節奏、旋律中悄然出現，空間顯示出了###的向度，空氣變得透明並且質感，你慢慢地升騰，似乎正在星際間作著穿梭，在奇異的冥王星與恐怖的木星間飛快地遊走。
一直要到十多年之後，上海才會在理查德·克萊德曼的“水邊的阿蒂利娜”的旋律中再次回憶起當年的讓·雅克。但是，後者在1980年給予上海的那份透明的、空氣的、玄妙的、物理的音樂感覺，此刻已蕩然無存。世俗社會以它超常的嫵媚、甜蜜的節奏，讓我們再也體會不到星際旅行的那份奇妙無比但戰戰兢兢的外太空之感；一直要到24年之後，讓·雅克才重返了中國，在中國首都北京的紫禁城下再次向中國人民展現了他的“空氣般透明的音樂”，但他並沒有來到上海，並沒有讓當年上海的青春男女重溫他音樂中的滄海桑田。
說到音樂，便會邏輯地提及電影，這個悠久地統治著上海男女視覺歷史的強大媒體。
社會主義國家，尤其是左派社會主義國家的電影繼續深刻地影響著上海，但儘管左傾不夠但在對待“蘇聯修正主義”卻異常硬骨的羅馬尼亞，以及奉行鐵托主義的南斯拉夫電影和電視劇也開始了對上海的青春男女的影響。
《巧入敵後》是一部令人難忘的南斯拉夫的電視劇，很多年以後，當年的青春男女或許早已忘卻了劇中的諸多情節，但他們還是記得劇中配樂的獨特節奏。
《橋》讓上海的青春男女百看不厭，他們中的不少人耳熟能詳黨衛軍上尉霍夫曼給被抓捕的游擊隊員看手相的那個情景和那段精彩對話：
一個老兵，多年流浪漢，並且到過西班牙，你到西班牙幹什麼去了？也是去摘老玉米？
這個時候，非常偶然的，一部前蘇聯的電視劇進入上海為數不多的家庭電視機中，它就是《春天的十七個瞬間》，由蘇聯著名的電影明星吉洪諾夫扮演的黨衛軍旗隊長，其實是斯大林派出的間諜，他機智地周旋在鮑曼、戈林、希姆萊、戈倍爾之間，在阿道夫·希特勒的千年帝國即將崩潰的前夕，演繹了忠誠、善良與不義、邪惡殊死搏鬥的種種細節。
八十年代的早期，正是當代中國的一個微妙時期。資本主義日本的電影也開始進入中國、進入上海。上海的青春男女難以忘卻日本的阿其婆在《望鄉》中的那對悽慘之眼，他們那時便已驚訝地發問：歷史竟然是這個模樣？
比空氣還要透明的讓·雅克（2）
當八十年代完整地向人們推湧而來的時候，那個被“雞毛信”、“地道戰”、“平原遊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