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成功上實在講不定。但我寧可弄成一個大沒結果，也不苟且就於一個假結果。”【12】這是傅斯年的決心，也是其性格的寫照，通觀傅氏一生，似乎都與這個最初的理想與信念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
只是傅斯年沒有想到，這一匡時濟世的理想與做法，曾一度受到他心愛並尊崇的老師胡適的誤解，併發出了“大失望”的慨嘆。按照胡適的想法，留學放洋就要有一個結果，而最好、最明顯的結果是取得一頂博士帽子戴在頭上，否則便是失敗的象徵。從這一點上看，早年暴得大名的胡適，的確有些人未老而心已衰了。當時留德的羅家倫等一幫有志青年深知傅斯年用心之良苦，羅氏後來曾對傅這一選擇解釋說：“他進了倫敦大學研究院，從史培曼教授研究實驗心理學，這看上去像是一件好奇怪的事，要明白他這種舉動，就得要明白新文化運動時代那一班人的學術的心理背景。那時候，大家對於自然科學非常傾倒，不但想從自然科學裡面得到所謂可靠的知識，而且想從那裡面得到科學方法的訓練。在本門以內固然可以應用，就是換了方向來治另一套學問，也可以應用。這是孟真要治實驗心理學的原因。”【13】羅家倫所言，顯然比胡適在這個問題上的識見要深遠了一步，也更切中當時的現實要害，畢竟五四之前與之後，中國人的思想已大不相同了。五四時代的青年對自然科學興趣大增，而心理學正是一個熱門，如北大畢業生汪敬熙、吳康等出國留學後，專攻的方向就是心理學。傅斯年在倫敦大學選擇心理學的另一個原因，羅家倫認為是早年受章士釗演講詹姆士（William James）心理學的影響，並對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說頗感興趣。另據臺灣史語所研究員王森在整理傅斯年藏書中發現，他在留英時期曾購買了大量弗洛伊德（Freud）的著作，歸國後傅氏本人曾不止一次對人說過當年他“醉心心理學”，後來章士釗曾說傅斯年是全中國最懂弗氏理論學說的人。【14】正因為傅在這方面的成就與聲名，當中央研究院創辦時，他被聘為心理學所的籌備委員。
胡適不明就裡，妄下論斷，他哪裡知道抵達英國的傅斯年，視野不僅限於自然科學，同時對英國的文學、歷史、政治、哲學等著作也多有涉獵，對於蕭伯納的戲劇幾乎是每部必看。正是懷揣這樣一種超凡脫俗的理想與抱負，以及“先博後專”的宏闊視野與思想戰略，傅氏在學術道路上蜿蜒前行，最終成就了一番輝煌事業並超越了他的老師胡適。
1923年9月，傅斯年離開學習生活了三年多的倫敦大學，揹著沉甸甸的收穫與一堆同樣沉甸甸的困惑，來到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開始了新的求學歷程。
柏林日夜（1）
傅斯年由英轉德前後，除陳寅恪、俞大維幾人，原在北大的同學羅家倫、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後從歐美各地轉到柏林求學，同時還有金嶽霖、姚從吾、段錫朋、周炳琳、宗白華、曾慕韓、徐志摩等會聚在柏林街頭巷舍，形成了一個頗為壯觀的中國留學生部落。這個群體中的人回國後，大多成為中國近代學術史上耀眼的人物，所釋放的能量，對中國近現代學術發展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確切地說，傅斯年由英轉德，主要原因還是柏林大學良好的學術環境與氛圍。當時德國的近代物理學為世界矚目，如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勃朗克的量子力學，都是轟動一時的學說。而社會科學中的語言文字比較考據學，則是柏林大學傳統的、久負盛名的學科。渴望在自然科學領域搞出點名堂的傅斯年，自是心嚮往之，欲親身前往領教一番。另一個重要原因則與陳寅恪有關。此時，傅斯年與俞大維並不熟悉，即使見過面也沒有深的交往，因而羅家倫所說傅到柏林大學是受陳、俞二人吸引並不準確。據可考的資料顯示，傅對俞真正瞭解並與之密切交往，是他轉入柏林之後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