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文人對董狐、齊太史的做法非常認同，認為每個有骨氣的文人，都應該不畏權貴秉筆直書，用文字引導輿論，對權貴進行審判。
那就有個問題:
文人和史官為什麼不怕死，權貴為什麼對輿論宣判無可奈何?
其實這個問題很簡單，文人和權貴的背後，是兩條不同的權力體系，文人的背後是道統，權貴的背後是政統。
道統是國家的最高價值觀，政統是國家的最高世俗權力。
正因為掌握了國家最高價值觀的解釋權，文人史官才敢理直氣壯的說，權貴是糞土。
而權貴要是敢越界篡改歷史，絕對要被其他文人口誅筆伐，即便罵不死你，也能把你氣出高血壓。
當然，董狐和齊太史的年代，並不知道什麼是道統，他們只知道自己做為史官，擁有“禮制”等價值觀的解釋權，可以褒貶權臣，寫什麼就是什麼。
直到晚唐的時候，韓愈在《原道》裡提出“道統”的概念，並且給中國道統寫下家譜，也就是堯舜禹湯到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最後傳到孔孟之手，核心就是仁義道德。
韓愈其實是把中國數千年秘而不宣的東西，全部提煉到儒家的框架裡，然後把漢族的仁人志士都囊括進來，徹底意識形態化。
於是董狐、齊太史、司馬遷，自然是中國道統的一部分。
到了宋朝，朱熹在韓愈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把中國道統的源頭上溯到伏羲和炎黃，並且讓程朱理學接了孟子的班，成為中國道統的正宗。
從此以後，一條文化傳承脈絡就固定下來了。
漢族國家文人只要承認“仁義道德”，就是認可了中國道統，而道統也賦予他們價值觀的解釋權，可以懟天懟地懟皇帝，卻不用承擔任何責任。
這種權力夠不夠大?
漢族的道統和政統，也就是價值觀的解釋權和國家政權，原本是合二為一的。
上古的三皇五帝、堯舜禹湯到周公，既是國家的最高統治者，也是世俗社會的道德聖人，他們說什麼就是什麼，可謂是言出法隨，基本沒人能對他們說三道四。
到了春秋戰國的時候，禮樂崩壞，國家的統治者只顧打仗佔地盤，再也不能承載聖人的光環。
於是道統從國家政權中分離出來，流落到民間文人的手裡，具體來說就是孔孟，以及繼承孔孟的儒家文人。
是的，儒家文人才是道統的繼承人，才有國家最高價值觀的解釋權、農民、工人、商人和皇帝都沒資格參與這件事。
哪怕你富可敵國，哪怕你權傾天下，也只能在國家政權裡謀生，也就是屬於政統的權力體系，道統和話語權是萬萬不能染指的。
這也是為什麼漢族文人不在乎窮富，甚至標榜什麼君子固窮。
因為有一套根深蒂固的權力體系，做為他們的精神家園，在這一畝三分地裡，文人就是沒有加冕的土皇帝，最可怕的是，國家政權預設了文人的獨特地位文人的獨特地位。
即便文人們不停往家裡撈錢，卻能理直氣壯的說，我對錢沒有興趣，我從來沒碰過錢。哪怕是窮的叮噹響的酸秀才，照樣可以鄙視坐擁萬畝良田的土豪。
是啊，我罵你就是代表聖人審判你，寫一篇文章就讓你遺臭萬年，你能奈何?
有資本就能挺直腰桿。
不害怕就能理直氣壯。
所謂的文人風骨，其實都是這麼來的。
由於道統在手，古代文人有一種天然的道德優勢，他們可以隱居鄉野，不參與國家建設，但能議論國家大事，甚至為民請命，做一個沒有實權的山中宰相。
他們也可以入仕做官，要求國家和人民，按照儒家的價值觀來做事，一旦越過紅線，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