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時代，不論是朝廷，還是具體經辦的官員，對於洋務這種事，始終是抱著羞羞答答，欲拒還迎的心態，一方面覺得洋人的東西好，該學，另一方面卻又要對洋人“嚴防死守”，不能讓洋人佔去了便宜，更不能讓洋人壞了“大清的門風”！這樣的心態，即使像恭王、曾國藩、李鴻章這樣相對開明的人，亦未能免俗。
說白了，設若此時洋務運動忽然成功，官軍居然把洋鬼子的軍隊都趕下了海，那麼隨之而來的，決不會是更多的開放與交流，而多半是——太好了，總算把洋人都打跑了，趕緊關門！
另一種更深刻的心態，則是從上到下，從慈禧到一名平頭百姓都具有的，那就是異常盼望“你們能做到的，我們也能”，而且最好是“不用你們，我們也照樣能”。這個心態，不能說錯，往大里說。這可以算是國家自豪感。民族自尊心。但是在這樣的時候，如果拿這一條來作為行動的目標，甚至是作為行動的指導，那做出來的事情，多半就要出偏差。
偏差的地方，一個是時間，一個是錢。
即以安慶軍械所自行製造的這條火輪而論，雖說借鑑了洋船。但整個製造過程不用洋人，連設計圖都是徐壽自己畫的，確實了不起，放在後世，是可以為這個里程碑似的成就歡呼喝彩的。
可那是為歷史成就而喝彩，如果放在當前，就不是一回事了。
按關卓凡的想法，這個時代的中國與列強之間的差距，不多說，算三十年好了。要趕上這個差距。走尋常路是不行的——你在走，人家也在走。而且走得比你更快。等你按部就班地把別人走過的路重新走了一遍，然後高聲歡呼，說“我也做到了”，結果抬頭一看，新的差距已經拉大到了五十年。
這就是時間上的偏差——安慶軍械所埋頭苦幹，不靠洋鬼子，固然也造出了一條二十五噸的汽輪，但這段時間內，洋鬼子們卻已經造出了排水量百倍於此的艦船。
若是承平時候，也就罷了，或許可以循序漸進，慢慢來。然而現在這個時候，且不說西方的列強環伺，單說北方的惡鄰，就已經虎視眈眈，東面的島國亦離崛起不遠，哪有時間給你慢慢地折騰？
沒有時間了，真的沒有時間了，狼已經來了，你還在畫刀的圖樣麼？
只能抄近路，走捷徑，除此別無他法。
另一個偏差，是錢。
萬事都有成本，一萬兩銀子花在這裡，就不能同時花在那裡。此時的朝廷，財政疲弱，勉力湊起一些錢來辦洋務，若是再投錯了地方，則損失的又不僅僅是金錢這麼簡單。
不管是現在的安慶軍械所，還是未來洋務派所興建的一切企業，做出來的東西，從來都沒有逃脫過四個字的考語——質次價高。
從現在直到數十年後，無一例外。
也就是說，十兩銀子可以買到的洋槍，自己做的話，單是成本就要二十兩；十萬兩銀子可以買到的洋艦，自己做的話，單是成本就要二十萬兩。
更不要說做出來的槍炮打不準，做出來的艦船跑不快這些事情了。自己國家生產出來的槍炮，不止一次被自己的軍隊拒絕列裝，像李鴻章，就曾一次性退回了五千支仿製的林明敦式後膛來復槍，而不得不繼續尋購質優價廉的洋槍。
本來是想“有事可以禦侮，無事可以示威”，結果於“禦侮”一項上毫無佐助，變作只剩下示威的效用——這些槍炮，用之於內，對付菜刀棍棒當然可以，一旦面對西洋軍隊，就不免原形畢露。
本來錢就不多，結果耗在這些虛好看的事情上，弄得更加左支右絀，這不是拿一頂“民族工業”的大帽子就可以遮蓋得住的。
每思至此，關卓凡不能沒有感慨，民族工業可以辦，但絕不能這樣辦。
這不是菲薄古人，曾國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