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說只讓出了一個乾門，但相當於失去了對整個皇宮的控制，因為倒幕派的物資、人員出入皇宮，只要不想讓幕府看見的，都可以透過乾門——甚至包括天皇本人。
小慄忠順倒是勸解慶喜大人，說讓出乾門，其時、其勢不得不為，不必再做無益之追悔。關鍵是接下來的棋不能走錯。
他向德川慶喜進言：
一，要把精力放在京都，而不是江戶。“大奧”裡面的那兩個寡婦，就算能添點亂，但絕對翻不了天。換一個人接將軍的位子，莫說幕臣們不能答應，中國人也不會幹。
二，要向倒幕派發動猛烈的輿論攻勢。就說孝明帝為宮內近侍和外廷奸黨合謀弒殺，天人共憤，中國大軍扶順除逆，進京助幕府“清君側”——在這種壓力下，不怕倒幕派不自亂陣腳。
德川慶喜撫掌稱善，依計而行。
倒幕派果然亂了陣腳。
首先是薩摩藩。
薩摩藩是倒幕派，但薩摩倒幕，與熱血的長州不同，和“理想、信念”毫無關係，完全處於利益考量。需要的話，薩摩藩也可以瞬間變臉，同自己厭惡的幕府攜手，對倒幕的同志狠下殺手——這種事，薩摩藩幹過不止一次了。
桂小五郎分析的對，長州藩覆亡在即，薩摩藩確實生出“唇亡齒寒”的危機感；但薩摩藩最終倒向倒幕派，參與皇宮守衛權的爭奪，卻不是因為桂小五郎和巖倉具視的口才好，而是掌握藩政的大久保利通做出了這樣一個判斷：中國人不會介入京都的皇權之爭。
中國人在長州的軍事行動，一直給人“慎重”甚至“保守”的印象，似乎“處處留有餘地”。
你看：進佔馬關之後，遲遲沒有向山口進軍；進佔山口之後，更是暫時停止了一切軍事行動，並不乘勝追擊，對長州殘餘勢力斬盡殺絕。那位關貝子，很像是對長州藩的“奉獻版籍”動了心了呢。
這位關貝子，對長州豪商下手雖狠，但畢竟是長州人意圖刺殺他在先，須怪人家不得。中國和日本的政治習慣不同，在暗殺和處置暗殺上面，遠不如日本那麼“隨意”、“寬容”——這一點，大久保利通等人是知道的。
對扯旗放炮的長州藩尚且如此，又怎會進入京都，深深介入日本的皇權之爭呢？
大久保利通以為，中國對日本的政策，和英國人彷彿，是一種“有限干涉”，目的是在日本維持“力量的平衡”，不使一方徹底壓倒另一方。
大久保利通的判斷，不能說錯。如果關卓凡不是一個穿越者的話，對日本的認識不包括原時空二十世紀的經驗，那麼，他確實會如大久保利通所認為的，只對日本實施“有限干涉”，努力在日本保持“力量的平衡”。
可是，關卓凡是自二十一世紀穿越而來。
關卓凡要如何對付和處置日本，大久保利通、桂小五郎、巖倉具視，這班十九世紀的天才人物，是再也想象不出來的。
大久保利通認為，薩摩藩只取皇宮一隅，而戰鬥並未在皇宮範圍內發生，應該會在中國人的容忍範疇之內。這次行動如果成功，可以大幅增加薩摩藩在政局中的影響力，也算是對日本當前的局勢進行適度的“再平衡”。
所以，幹！
沒想到，中國人不但向京都派兵了，而且，算算時間，這支部隊應該是在“乾門之變”前就上路了——中國人想幹什麼？！
不需要幕府大肆宣揚中國大軍的兵威，薩摩藩有自己的渠道瞭解實情。再說中國人大張旗鼓地沿山陽道進軍，本來也沒有藏著掖著的意思。薩摩藩很快便掌握了這支中國部隊的軍力：三千五百至四千兵力，包括成建制的騎兵；五十至六十門新式大炮。
對於京都的薩摩藩的軍力來說，這是壓倒性的力量。而且，薩摩藩的要人們清楚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