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有的思維方式偏頗。對於這種複雜的情況，一定要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決不能統統視為階級鬥爭現象。解決的辦法要靠長期的綜合治理，即透過發展經濟、改革社會政治體制、提高文化教育水平，加強科學思想宣傳，全面提高人的素質，才能逐步有所改觀。決不能採取“大批判”的辦法，企圖在一個早晨就把非馬克思主義、錯誤思想統統排擠出“陣地”，這是不可能的。
關於“代表先進文化”的若干思考（2）
這種“佔領論”也違背了人類認識發展的規律，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極為不利。正如毛澤東所說：“沒有假、惡、醜就沒有真、善、美”，“任何時候，總會有錯誤的東西存在，總會有醜惡的 現象存在”，“有比較才能鑑別。有鑑別，有鬥爭，才能發展”257。馬克思主義正是在與各種思想文化的互相碰撞、互相鬥爭，互相競爭又互相交融中，顯示其勃勃生機的。那種企圖以“大批判”的辦法，一個早晨把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非唯物主義思想、非馬克思主義思想統統排擠出“思想陣地”，實現水晶般純而又純的思想文化環境，其結果只能是窒息了馬克思主義本身的發展。
這裡，我還要講講對我國社會科學發展影響很大，特別是對黨史、歷史科學發展影響很大的“兩個決議”問題。黨的歷史上曾有兩個著名的“決議”，一個是1945年4月六屆七中全會透過的《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個是1981年6月十一屆六中全會透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第一個決議對科學的總結民主革命時期的經驗教訓，起了重要作用。它糾正了以往要麼肯定一切、要麼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學態度，以科學的實事求是的精神對待歷史問題；它克服了以往簡單的追究個人責任，搞懲辦主義的作法，採取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弄清思想，團結同志”的正確方針。然而由於歷史條件的限制，“決議”也存在著不少缺陷。毛澤東主席當時就說：“決議現在還有缺點，……整個歷史敘述是否完全正確，那是不一定的。如果二三十年後看來，還是功大過小，就很好了”258。參加“決議”起草工作的胡喬木也講：“《決議》在黨的政治生活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這個《決議》也不是沒有缺陷的”259。第二個《決議》，在剛剛結束“文革”的歷史條件下，總結了建國以來三十二年黨的基本經驗，實事求是的評價了一系列的重大歷史事件，在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時，公正的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地位，闡述了毛澤東思想，是我們黨和國家撥亂反正、繼往開來的一個重要檔案。它對全黨、全國人民統一思想，繼續前進，起了重要作用。然而這個檔案，也只是重新認識和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一個新的開始，而不是終結。如對我國政治體制、經濟體制等問題，後來的發展，遠遠超出《決議》的認識和結論。
時至今日，所謂“以兩個決議為依據”的說法，仍然成為一切社會科學，特別是黨史、歷史研究與寫作，必須遵循的一條戒律，這與中央提倡的“與時俱進”的精神，很不協調，值得重新考慮。黨的歷史上的一些重要決議和文獻，是全黨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對各個時期歷史經驗的重要總結，為後來人認識歷史，具有重要的借鑑價值。另一方面我們還要看到這些決議與文獻，只是反映了黨在一定歷史條件下，一定時期內的認識，總是帶有某些歷史的侷限性。人類對社會的認識，總是在實踐中不斷發展的，怎麼能夠要求後來人永遠以某個決議與文獻的眼光，來認識和對待歷史上的一切問題呢？從認識論角度說，即使是最完美的決議，也只是對歷史的一種認識，怎麼能以一種認識，作為人們認識和研究歷史的依據呢？這顯然違背了起碼的唯物論。人們認識和研究歷史依據，只能是事實本身，而不是對事實的某一種認識。
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