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歷史情況表明，第四代革命知識分子所受的教育，基本上是以“科學與民主”為核心的近代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抗日戰爭的特殊歷史條件， 對他們之中的許多人的人生之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以他們為主體形成的“第二條戰線”，對民主革命的最後勝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儘管他們中的多數人還不一定是馬克思主義者，他們參軍革命的方式還不是“與工農相結合”，而是與整個工農革命鬥爭相“配合”，這些都不妨礙他們是真正的革命戰士。只看到近代西方式教育的消極方面而忽略它的積極方面，只看到家庭出身的影響而忽略時代與社會的更為重要的影響，只肯定“與工農相結合”一種形式而否定與整個工農革命鬥爭“相配合”的歷史形式，是片面的。特別是把他們政治定位為“爭取、教育、改造”物件，是錯誤的。
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1）
暴力革命的歷史爭論與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
正如著名作家魯迅所說：“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 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 。五四運動以後應運而生的中國共產黨，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走出書
齋 ，走出研究室，來到工農大眾中，短短几年發動上百萬工人、上千萬農民，投入轟轟烈烈的國民大革命和北伐戰爭。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一片白色恐怖中，中國共產黨被迫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政權的道路。經過22年的浴血奮戰，終於在毛澤東同志的領導下，迎來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對於這段武裝鬥爭、暴力革命的歷史，近些年有些人提出種種質疑和否定，有人說：“中國近代史上的‘革命’是把事情搞糟了，若透過改良使中國走上現代化道路，則會順利得多”；有的認為激進主義思潮貫穿於中國近代史，從辛亥革命到新民主主義革命都是激進主義的產物，此乃近代中國貧困落後、動盪不休的根本所在；有的認為，如果“一心一意搞建設”，“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一定會快得多”，一下子把清王朝搞掉“反而糟”，“辛亥革命後出現軍閥混戰的局面就是因為推翻了清朝皇帝”；有的甚至認為：“革命就容易使人發瘋發狂，喪失理性，革命是一種情緒化的東西”，等等。這些看法，從方法論上說，固然有把革命與革命中的極左東西混為一談，把今天的結論無條件的套到昨天曆史的頭上，以及因果倒置等問題。從根本上講是提出了一個需要重新認識的理論問題，怎樣看待暴力革命的歷史地位？中國近代為什麼會爆發革命？
早在辛亥革命前，以康有為為首的維新改良派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就此問題進行過長達幾年的辯論。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和梁啟超主辦的《新民叢報》，成為兩方對峙的主要陣地。1902年春，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僑論中國只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極力散佈革命恐怖論：“革命非一國之吉祥善事也”，“是使四萬萬之同胞，死其半也”，“以四萬萬人命為戲場也”。1903年5月，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指出：“革命非天雄大黃之猛劑，而實補瀉兼備之良藥矣”。同年，鄒容發表熱情洋溢的《革命軍》：
1、 高度讚揚革命，認為：“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革命者，世
界之公理也；革命者，爭存爭亡過度時代之要義也；革命者，順乎天
而應乎人者也；革命者，去腐敗而存善良者也；革命者，由野蠻而進
文明者也；革命者，除奴隸而為主人者也”；
2、 申明中國為圖存發展必需革命：“我中國今日欲脫滿州人之
羈縛，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獨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國欲與世界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