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歷史的實踐是對理論認識最權威的檢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革命，經歷28年的艱苦鬥爭，特別是經歷22年的武裝鬥爭，於1949年推翻蔣介石反動政權，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結束了近代中國飽受列強凌辱、侵略的半殖民地地位；結束了軍閥林立，人民飽嘗戰爭災難的動盪局面；結束了舊政權腐敗無能，整個社會長久處於混亂不堪的狀況；結束了多數人在絕望中掙扎，全國“一盤散沙”的精神狀態。新生的共和國，顯示了空前的凝聚力、強大的生命力，全國各階層人民煥發出極大的生產熱情，這種變化，給每個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留下難以忘懷的記憶。特別是一些老的知識分子，更是興奮不已。著名學者張岱年說：
“新中國成立，徹底解決了一百多年的民族危機，毛主席宣佈：
‘中國人民站起來了！’我感到極大的鼓舞。50年代初期，學術界充
滿了新氣象。我和金嶽霖先生、馮友蘭先生一樣，都願為新中國的學
術發展做出有益的貢獻” 。
另一位著名學者季羨林也表達了同樣的心情：
“我同當時留下沒有出國或到臺灣去的中老年知識分子一樣，對
共產黨並不瞭解；對共產主義也不見得那麼嚮往。但是對國民黨我們
是瞭解的。因此，解放軍進城我們是歡迎的，我們內心是興奮的，希
望而且也覺得從此換了人間。解放初期，政治清明，一團朝氣，許多
措施深得人心，舊社會留下的許多汙泥濁水，盪滌一清。我們都覺得
從此河清有日，幸福來到了人間。” 。
一向以獨立思考著稱，從不隨聲附和的學者梁漱溟，當時也頗有感觸地說：
“共產黨解放四川不到兩年，就把一個很亂很複雜的地方治理得
井井有條，很快形成安定局面。情況變化如此之快，實出人意料，不
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定位標準（3）
能不使人表示由衷的佩服” 。
有些人以後來犯的錯誤否定建國初期的巨大變化，進而否定整個民主革命的歷史，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從理論上說，無條件的否定一切暴力革命，甚至比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還要倒退。非暴力主義者甘地的繼承人尼赫魯，曾直截了當的表達瞭如下觀點：“社會問題的解決，如果在某一時期不使用暴力是完全不能實現的，因為特權階級顯然將毫不躊躇地利用暴力以維持他們的優越地位” 。
然而，在革命史、黨史領域也還存在著另外一種傾向，即無條件地鼓吹“階級鬥爭為綱”、“暴力革命萬能”、“群眾運動萬歲”。其表現為：只肯定革命行動，否定一切改良，認為改良皆是麻痺革命者鬥志的伎倆；只肯定對舊世界的破壞行為，否定舊政權下的一切建設事業，甚至認為“貪官比清官好”，清官散佈幻想，貪官激發革命者鬥志；視野中只有###，忽視生產行為或教育、文化、科學、技術對社會存在與發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把這些統統視為反動統治的工具，而對人民群眾則是“越窮越革命”。基於上述看法，把對階級鬥爭、暴力革命、群眾運動的態度，做為臧否社會上一切人和事的唯一的價值標準，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社會群體，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相信馬克思主義和積極投身革命群眾運動的，是極少數，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則被視為革命的異己力量，社會的消極力量，反動統治階級的“下罵大幫忙”者，因此，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政策，始終定位於爭取、團結、教育、改造。即使是對已經參加革命的這部分知識分子，也是在使用中存戒心。今天，我們總結對待知識分子的歷史經驗與教訓，僅僅停留在政策層面上是不夠的，首先需要研究革命年代知識分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