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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決定一切”與“烏豆哲學”（2）
到了資本主義社會階段，政權與它們所代表的階級，更加不能“有了政權就有一切”，資產階級只能佔有工人的剩餘勞動，其政府在調節各階級和階層之間，政治與經濟利益方面的社會職能，也日漸突顯。可以這樣說，任何政權統治下的生產、經濟和科學技術事業，都不只是統治政權的佔有物和附屬品，而是整個社會賴以存在和執行的基本條件，是推動歷史發展進步的最為革命的因素。正如恩格斯在其名著《反杜林論》中所言：“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則，使經濟情況適應政治狀態（貴族和王權在長時期內正是妄圖這樣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陳腐的政治廢物拋開”11。
其二，“烏豆哲學”的影響。現代京劇《杜鵑山》的男主角烏豆有個理論，凡是為地主幹過事的人都不是好人，都該打30大板。當別人問他這個給地主扛過長工的人是不是為地主幹過事，該不該捱打時，烏豆無言以對。然而“烏豆哲學”的影響，卻在一個很長時期內成為籠罩許多老的科技工作者的陰影，他們被稱為為反動統治政權服務的舊人員，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個帽子直到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年代，才得以正式“脫帽加冕”，成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如何給知識分子包括在舊政權下服務的老知識分子定位，首先是如何認識科學和知識分子的問題。長期以來，由於我國處於一個以簡單工具從事生產的小農經濟社會環境中，人們在思維方式上，往往重視體力勞動和直接經驗，而忽視科學和知識的重要作用。與我們相比，具有近現代化生產方式的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對科學和知識的重要作用，要比我們的認識深刻得多。早在19世紀英國著名學者霍布斯就認為：“技藝之母是科學，而不是實行者的勞動”12。事實也正如此，自然科學上的許多新知識和新理論的提出與發現，往往不是直接來自實踐，而是來自科學實驗。如相對論的提出，量子力學的建立，基本粒子物理的產生，都是直接由科學實驗所決定。恩格斯則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指出：“科學是一種在歷史上起推動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3。“科學愈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愈加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14。
其次是如何看待腦力勞動者與統治階級和體力勞動者的關係。一方面由於社會貧富對立而造成知識與勞動的分離，知識往往成為富人的奢侈品，腦力勞動者與體力勞動者之間確實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另一方面從本質上講，知識分子做為腦力勞動者也是勞動者，生產者，他們和資本家與統治政權之間是僱傭關係。馬克思在《剩餘價值理論（《資本論》第四卷）》一書中，反覆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說：“從事各種科學或藝術的生產的人，工匠或行家，為書商的總的商業資本而勞動”15，“在學校中，教師對於學校老闆，可以是純粹的僱傭勞動者，……是生產工人，老闆用他的資本交換教師的勞動能力，透過這個過程使自己發財”16。恩格斯則提出“腦力勞動無產階級”的概念，認為“他們負有使命同自己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兄弟在一個隊伍裡並肩地在即將來臨的革命中發揮巨大的作用”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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