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自幼多能背誦，此時也便於進一步鑽研。
1915年6月25日，毛澤東致同學湘生的信中說：
如言自修，吾舉兩人聞君。其一康有為。康嘗言，吾四十歲以前，學遍中國學問；四十歲以後，又吸收西國學問之精華。其一梁啟超。梁固早慧，觀其自述，亦是先業詞章，後治各科。蓋文學為百學之原，……來日之中國，艱難百倍於昔，非有奇傑不足以言救濟，足下幸毋暴棄。
青年毛澤東有明確的主張：只有“奇傑”才能救中國，而這種“奇傑”，必學通中西，首先要通國學。
1917年《新青年》在北京出版之後，毛澤東讀書的興趣就被該刊所倡導的新思潮吸引去了。但他並沒有完全排斥古老的國學，仍認為要“略通國學大要”。
1917年8月23日，在致老師兼摯友黎錦熙先生的一封長信中，毛澤東說：
弟久思組織私塾，採古講學與今學校二者之長，暫只以三年為期，課程則以略通國學大要為準。過此即便出洋求學，乃求西學大要，歸仍返於私塾生活，以幾其深。
顯然，在青年毛澤東的眼裡，“西學”和“國學”是同等重要的，但國學應為基礎。
其實，在毛澤東求學的那個時代，並非西方學說和思想一統天下的時代，國學在經歷了清後期的低迷徘徊之後，在清末民初，便有復興之勢，湧現出了一大批大師級的學者。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第一章 毛澤東眼中的國學（2）
“國學”即“中國學術”，是有別於西方學術的中國特有之學術系統的簡稱。“國學”之名，始見於清末。
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此時毛澤東年方十四，還未走出韶山，劉師培、章太炎、鄧實等創辦了《國粹學報》，在其二十七期，鄧實發表了《國學精論》一文。1910年，章太炎先生的《國故論衡》刊印以後，一紙風行海內外，成為莘莘學子的必讀之書。所以，國學又被稱為“國故”、“國粹”、“國故學”，西方學者則稱之為“漢學”。
在如此濃厚的研究國學的氛圍中，毛澤東下定“略通國學大要”的決心是很自然的事了。
國學的分類，有人按清朝的四庫全書，分為四部，即“經、史、子、集”。
清朝的學者姚鼐的《古文辭類纂》則認為可以分三門：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備受青少年時代的毛澤東崇拜的清代“中興之臣”曾國藩於此三門之外，又增加“經世”一門。
毛澤東很推崇曾國藩的四分法。1915年9月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說：
僕觀曾文正為學，四者為之科。曰義理，何一二書為主（謂《論語》、《近思錄》），何若干書輔之；曰考據亦然；曰詞章曰經濟亦然。
雖然青年毛澤東主張“略通國學大要”，但他對國學中所包含的糟粕是有著清醒認識，並深惡痛絕的。他在致黎錦熙的信中說：
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推陷廓清。
主張大力“推陷廓清”，這其實是當毛澤東成為一名*主義者之後，主張對包括國學在內的舊思想、舊文化，採取“取其精華，棄其糟粕”的“批判地繼承”的思想之端倪。
在經歷一番艱難的“上下求索”之後，毛澤東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主義，從此，他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犀利而深邃的目光，重新審視自己所熟悉的國學。
一方面，毛澤東主張要繼承以國學為核心的傳統文化。
1938年，在中國共產黨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號召全黨學習*主義的同時，認為要學習中國的歷史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