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過是他們傲慢的表現罷了。麻省理工學院的經濟學家喬納森·格魯伯對於透過奧巴馬的醫療改革方案有一個不太招人喜歡的說法——這套醫改方案的執筆者必須要對醫改的效果撒謊，因為美國的選民實在笨得出奇。這就很好地證明了自由主義者言不由衷的傲慢。奧巴馬總統在2014年年末對《移民法》的更改——針對無證件移民的規定——也證明這一切只是自由主義者的一廂情願。無論你是否主張這項行動，關鍵是對於奧巴馬總統而言，這件事情並沒有那麼重要。他知道什麼是對美國更好的，而對於那些投票給他的美國民眾而言，什麼是最好的，那都是後話。
這種對民意的忽略和踐踏，正在毀掉加州。這也正好說明了美國當下哲學政治理論的核心命題。多年的商界和公共政策從業經歷讓我明白：人與人之間的本質區別在於他們是否擁有信仰，是否相信人類本身具有無限的潛能。我們的建國者給我們設定了一套認可並嘉獎每個願意發揮個人潛能從而實現人生價值的體制。美國人之間的區別，尤其是領袖之間的區別，就在於他們是否真的相信這個前提。
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我知道你我皆凡人。我知道任何人都有在特定的時間需要幫助的時候。但這並不代表我對他人的同情，或者他人對我的同情，可以影響我們每個人享受平等、有意義生活的權利。在我個人的思想意識中，我願意接受這些觀點。但是，這並不代表我的思想境界要比美國人的生活和老百姓的生計更加重要。
很多自由主義者會有不同的看法。他們口口聲聲說著平等，但他們在事實上卻認為有些人天生要更加聰明一些。這些聰明人就有權力幫助那些普通人更好地做出決定。格魯伯就是最高調的例子。有時候，他們會將自己的意志強加給我們，藉口是他們真的關心我們。有時候，比如對待聖華金河谷的農民時，這些自由主義者為了堅持自己的意識形態，就犧牲了上萬農民的個人生活和生計。無論情況屬於哪一類，就算自由主義者擁有較好的初衷，最終也會造成政府機構冗餘、官僚主義作風滋長的情況，變本加厲地遏制了人們潛能的發展。
發生在肯塔州煤礦工人和底特律小企業中的事情以及紐約市公益維護人白思豪指責父母迫不及待地將孩子送到體面的公立學校等事件也與此類似。政客和官僚主義者都將個人意志置於了公眾的需要之上。加州的教師協會主席說：“教師不可能對學生的成績負責，因為有太多的孩子來自於貧困破產的家庭。”她要說的是這些孩子沒有未來。她從不考慮如何開啟孩子的潛能，而只是因為孩子的出身和家庭背景，殘忍地扼殺這些孩子的潛能。
忙於養育孩子的女性都在努力發揮個人的作用。當她們瞭解到自己深陷於一種只會加重自己對男性依賴感的體制中時，她們絕不會再相信政客會去關心她們的生存狀態。無論體制的建造者和維護者是出於怎樣的目的，女性的潛能還是很有可能不會被挖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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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評論加州領導者時，使用了較為嚴厲的措辭，但我的批評卻不無道理。我和成千上萬的其他加州民眾一樣，相信加州有潛能成為那個可以幫助無數美國家庭實現美國夢的地方。加州風光旖旎，物產豐富，人傑地靈。加州不僅在創新和創意方面遙遙領先，它也有成為中產階級心目中理想樂園的潛能。加州是自強者和流放者嚮往的地方，也可以是他們實現夢想的地方。
和以前紐約所獲得的教訓一樣，加州得到的教訓是：領導理念和領導政策固然非常重要，但領導力更加重要。如果官僚主義者和激進的思想意識扼殺了人們的潛能，領導力就是重新開啟人類潛能的鑰匙。如果領導者能為加州找到完全不同的未來，他們就也能為加州公民創造不一樣的現實。這和前紐約市市長魯迪·朱利安尼當年重新為紐約制訂未來藍圖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