臉上卻有著一絲難以察覺的尷尬和緊張，雖然特蕾莎本人沒有出現在這裡，但是在這種場合之下卻讓她有些如坐針氈，彷彿自己眼下所坐的位置是偷來的一樣。
好在這種尷尬並沒有持續多久，在用完早餐之後，兩個人又可以開始今天預定的日程了。
今天他們將在市長的陪同下，一起去拜訪市內的居民。
里爾是法蘭西東北的核心城市，經濟實力自然非常強大，城市內不光有發達的紡織工廠和冶金工廠，還有一所在本地頗為有名的大學，
從北到西，圍繞著市中心廣場以及大道一帶，是里爾的富人區，也是艾格隆和艾格妮絲所下榻的地方。那些精心修建的宅邸建築雖然不如巴黎那樣奢華闊氣，但也同樣花費不菲而且造型優美，它們是整個城市的驕傲和精華所在。
但是，在市內與富人區僅僅幾條街之隔的城東區貧民窟，景象就完全不一樣了。
沒有奢華氣派的高樓豪宅，沒有寬闊的街道，也沒有各種雕塑和藝術造物，更沒有衣冠楚楚的貴族富商，它所擁有的只有擠在一團看不出任何特色的民居，還有狹小擁擠、汙水橫流的小巷和死衚衕。到處密佈著髒汙痕跡和佈滿青苔的磚牆。
這裡的居民們，要麼此時在
各處工廠當中充當苦工，要麼遊蕩在街上無所事事，而他們的臉上都只有飽經摺磨之後漠不關心的死灰色，因為長時期的飢餓和營養不良而顯得額頭突出，顯現出一種怪模怪樣來。
哪怕以這個年代的情況來看，這些赤貧者的生活品質也是十分貧苦的——根據統計，在1830年左右，里昂的十萬居民當中，有幾千戶陷於赤貧的底層市民們因為沒有住房而只能在地窖當中棲身，而這些地窖陰冷潮溼又不通風，因此在寒冷的冬天和初春季節根本就沒有禦寒作用，因此每到冬天都會有不少人凍死。
即使有一份工作，能夠購買燃料逃脫凍死的厄運，那也不過是讓死神稍微動作慢點罷了，這些工人們在紡織作坊裡工作，充當擋車工、織布工和紡紗工，他們沒有工會保護，也沒有任何勞資議價權，只能領到堪堪維持一家人生命的微薄薪水，而為了得到這些薪水，他們每天付出的代價就是工作十五到十六個小時，一個月頂多也只能休息一兩天。
在這種“磨損”，這些工人們的生命出奇得短暫，往往三十歲左右就會結束他們的一生。
繁重的勞動、貧窮而且絕望的處境宛如沼澤，吞噬了生命，而且毫無掙脫的希望，相比之下，哪怕是戰爭最危險的時段，死亡率也未必比得上這種和平的貧窮時光。
當然，這絕不是里昂一個地方的問題，也不是法國一國的問題，整個歐洲在進入工業化初期階段，都出現著“城市裡擁擠著大量赤貧階級”的問題。
面對著這種悲慘的景象，西歐的政治家們都為之憂心忡忡，不過政治家們關心的重點並不是如何挽救他們的悲慘生活，而是擔心這些陷於赤貧的勞動階級起而造反並且推翻現行秩序。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政治家們最終形成了兩個方案：第一方案是嚴刑峻法，透過極為嚴格的法律來恐嚇底層，窮人稍有犯罪就會被判重型或者苦役；英國人還在1834年透過了《新濟貧法，將尋求社會救濟的窮人塞進勞動教養院隔離，用繁重的勞動來防止他們“危害社會”。
第二方案就是大力擴張殖民地，然後將他們眼中“多餘”的貧民直接流放到殖民地當中。這個年代的“開拓殖民”絕沒有想象中那麼美好，因為氣候和水土不服，再加上政府疏於管理，所以這種強制移民的死亡率極高，不過對政府來說這反正都一樣，只要自己面臨的壓力減輕了就行。
相對於冷酷無情的政治家們，一些社會活動家倒是慈悲很多，不少人蕩盡家財建立社群，希望以自己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