訊者。
我接過他遞上來的名片。名字是“理查·福茨”，職務是“特別偵探”。更準確的稱號應該是“特務”或“便衣”。
便衣福茨替我脫下羽絨服，接過我的紅圍脖。這套動作他做出一些體貼來，像個男主人接待他的女客人。別這樣想，他這是在繳我的械。我目送他抱著我的衣服出了門，兩分鐘後回來了，告訴我：“替你掛到衣架上了。我辦公室裡。”
我說：“謝謝你。”你就是不剝走我的衣服，我也逃不了。
他解開深藍西裝的紐扣，鬆了鬆黃地黑點的領帶。對我說：“這裡熱得不像話。你熱不熱？很無聊——冬天比夏天熱，夏天這裡要穿件毛背心。有什麼必要？夏天這屋裡非常冷，豪華的冷，奢侈的冷！”
“是嗎。”你夏天在審誰？
“你該看到芝加哥的夏天。為了它一個夏天，我們情願忍受它三個冬天。芝加哥的夏天只有四個月，其餘三個季節都是冬天。”
我笑了笑。他一年四季都這樣，在這屋裡一團和氣地坐在審訊者的位置上。他的審訊都是從東拉西扯開始。從很好的笑容開始。這是個年輕的笑容，很高興自己活著的年輕的笑。他開啟抽屜，拿出一個檔案夾，目光從左往右掃，一趟一趟掃下來。然後他合上它，兩個小臂壓在上面，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封面上輕輕彈動。開始是一個節奏，漸漸，成了另一個節奏。氣氛迅速改變了。這段沉默並不長，頂多幾十秒鐘，但他要的效果有了，他要我如坐針氈。
我如坐針氈地一動不動。突然我意識到，我的手指甲深深掐進了椅子扶手的假皮革。
“你一定很好奇，我怎麼會請你到這裡來。”他略略偏著臉。他讓我感到，他非常喜歡自己正做的這樁事。他彈著手指說：“要我，我就會很好奇。”他開始從這樁事裡得到娛樂。
“我的確很好奇。”我一共偷竊過十二本書，一瓶阿斯匹林和一個針線盒。半年中，一共就這些。
理查又笑了。這笑從蓓蕾到徹底綻放的整個過程都給我看見了。他說：“安德烈的眼光很好。你明白我說什麼嗎？”
“安德烈？”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
“安德烈·戴維斯。沒錯吧？”
“噢，你是說安德烈·戴維斯。”有人叛賣了他？還是他叛賣了我？這是一場怎樣的麻煩？
“他眼光不錯。”理查說。他穩穩地看著我，身體卻不很老實。他坐的原來是把轉椅，他向左邊轉二十度，再向右邊轉二十度。不管他是怎樣個角度，他的目光始終把我罩住。他的藍色目光。他在檔案夾上輕彈的手收在空中，很突然的。“安德烈·戴維斯和你是什麼關係？”
“朋友。”你以為呢？當然不只“朋友”。
“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
“就是朋友。”
“戴維斯先生說，你們是正兒八經的男女朋友。有婚姻趨向，在美國被看成正兒八經的戀人關係。”
我看著他，說：“噢。”
這個特務的意思是，美國的男女關係多種多樣，通姦之外、不傷風化、發展不快不慢、偶然同居的這種，叫正經的。除此之外，都是胡來。
“你們真的相愛？”他一下子停止了轉椅的動作。面色有了些焦慮。在這種地方，說這樣的話題，他也覺著彆扭。
我想了想：說：“嗯。”我能說什麼呢？
我突然發現不對勁了：便衣福茨像個真正操心我進步，關注我操行的團支書。我曾花出去七年時間和一個團支書作對。我將兩臂往胸前一抱，說：“怎麼了？這是一個自由的國家。”我笑了笑，二郎腿輕輕晃了晃。從天花板的鏡頭裡看下來，我或許有一點兒放蕩。
“就是說，你承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