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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存在著兩重性,對立的雙方相反相成是事物存在的本質,單純的一方不構成事物的真實。陽剛陰柔的變化法則,是宇宙法則,也是人生法則。天地之間,唯有變化才是永恆。

“簡易”則是求簡求易,這是科學的辦事方法和精神。“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

“不易”是說萬事萬物在變的同時,都遵循著生生不息的宇宙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

不易的道理除“健”義之外,還有“恆”的精神。天地之道,恆,久而不絕也。

《易傳》則從不同的角度,分別對《易經》進行了探討,揭示其深奧的易理。《彖》是對各卦卦名、卦象、卦辭的解釋,而不涉及爻辭;《象》解釋各卦的卦象、爻象;《文言》專門解釋乾、坤兩卦卦義;《繫辭》通論《周易》原理;《說卦》闡明瞭八卦的性質、方位及象徵意義;《序卦》即六十四卦的排列次序;《雜卦》破解各卦之間的錯綜關係。

在《易傳》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是“天地人合一”。“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上星轉鬥移,地上春夏秋冬,都在按照一定的規律執行著。

人在天地間,要隨天地之道的變化而變化、運動而運動。天、地、人是渾然一體的。“天地氤氳,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

“一陰一陽謂之道”,“道”即規律。

然而,在乾與坤、天與地、陽與陰、剛與柔這兩對矛盾中,它們卻又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是有主有從的。“大哉乾元,萬物之始,乃統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乾陽居尊位,坤陰處卑位,坤順於乾,陰從於陽。將這一理論應用到社會上,人的行為應該是“順天應人”;“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認為,“德”是人修養的至高境界。“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只有崇尚其道德,才能成就其大業。

《周易》與西方宗教哲學相比,它沒有建立獨立於人格之外而主宰一切的上帝概念,其中所謂的“天”,或表示“道”,或表示自然界,或與地相對應,強調的是人與自然、主觀與客觀的矛盾統一,研究的物件是天、地、人三才,而以人為根本。

西方宗教哲學則將人與“上帝”永遠地割裂開來,人始終成為上帝的“奴僕”。

三、“易學”的興起和影響

《易傳》的問世,彷彿一下子開啟了“易學”神秘殿堂的大門,研究者接踵而來,歷史上曾出現過“兩派六宗、互相攻駁”的現象。

西漢初年,“天下但有《易》,未有它書”。將《周易》推上顯赫的位置,並冠以儒家經典之首,促成了漢代“易學”的勃興。

這一時期的主要特點,是注重“象數”,強調卦的形象與數字。“象”指卦象和爻象,即卦、爻所象徵的事物及位置關係,“數”指陰陽數和爻數。這種以“象數”解說《周易》並推測宇宙或人生變化的學說,在中國文化史上產生過很大影響。

魏晉時期,王弼力矯漢儒“以象求理”的弊端,提出“得意忘象,得象忘言”的觀點。他認為,“象”只是用來“存意”的手段,人們不必拘泥於具體的“象”。他專講《周易》的思想,力廢象數。

然而,唐代陸德明的《經點釋文•周易音義》、李鼎祚的《周易集解》和孔穎達的《周易正義》等,則特別多的保留了漢代“易學”成果,成為後人研究“漢易學”的重要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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