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不能躐等”的改制說，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07年，改保皇會為國民憲政會（後正式定為帝國憲政會），成為推動清政府實施憲政的政治團體。辛亥革命成功後，康鼓吹“虛君共和”。1913年返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誌，發表反對共和、儲存國粹的言論，並任孔教會會長。1917年和張勳策劃溥儀復辟，迅告失敗。晚年在上海辦天遊學院，講授國學。康生平著作甚豐，達139種。臺灣蔣貴麟輯成《康南海先生遺著彙刊》、《萬木草堂遺稿》、《萬木草堂遺稿外編》等。
（三）
毛澤東在《論人民*專政》一文中寫道：“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康有為曾經是晚清社會的活躍分子。當他倡導維新運動、領導戊戌變法時，他代表和體現了歷史前進的方向，為推動社會進步發揮了積極作用；但當他在民國初年為尊孔復古思潮推波助瀾、與袁世凱復闢帝制運動同流合汙時，他就站到了歷史進步的對立面。
袁世凱當時一意復辟帝制，數次致電康有為，請他進京主持名教。一個要提倡名教，一個要復辟帝制，於是，他們很快走到一起來。日後的歲月證明，康有為提倡名教，支援尊孔復古，並不是要為中國文化謀新路，也不是對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不滿，而是意欲恢復大清王朝。無論從什麼角度看，康有為呼應袁世凱復闢帝制，在理論上推波助瀾，毫無疑問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汙點。我們沒有必要為賢者諱。認真推究起來，康有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誤，既有個人主觀因素的作用，也有時代條件形成的侷限。
正是因為康有為與袁世凱的合作，充當民國初年帝制復辟運動的精神領袖，才導致康有為與梁啟超這對莫逆師徒反目，分道揚鑣。梁啟超發現袁世凱在利用尊孔復古運動搞帝制復辟、妄圖再建一個封建王朝的陰謀後，幡然悔悟，毅然發起護國運動。在看到袁世凱復闢帝制運動與康有為種種表演後，梁啟超不無嘲諷地說，他的老師康有為已經由一個歷史巨人蛻變為一個歷史侏儒了。
毫無疑問，歷史人物是歷史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思想、行為總是緊扣時代發展的脈搏，但如何“扣”卻是因人而異、大不相同的：有的人與時俱進，始終與時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進”，又是“新先進”，如孫中山、宋慶齡這樣的傑出人物就是如此。他們永遠值得後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經是“老先進”，後來卻落伍了，康有為即是一例。
梁啟超：
看洋書眼界大開，戊戌變法走改良維新道路
用史學的觀點看，康有為和梁啟超改良維新的道路，對推動數千年中國封建社會接受西方文明，與世界接軌，走向現代化意義甚大。
中國人歷來都喜歡當皇帝，為了皇帝這寶座，從春秋戰國開始，就幾乎年年烽火不斷，這方敗了成為賊，那方勝了成為君。大凡開國之君都還算英明者，從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甚至到清的皇太極等等，他們都幾乎是勵精圖治，都決心把國家治理好，讓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強，希望這皇帝的金鑾殿能一代一代傳給他們的子孫。
然而，中國人歷來也具有“飽暖思*”的人類劣根性。何況皇帝這大老官？哪一位皇帝不是“三十六宮，七十二院”，美眷如雲，因而也就整出一批一批的“皇兒”來，於是就造成宮廷鬥爭，往往為了“太子”這一皇帝的接班人的位置，也就沒顧及“骨肉”之情了，父殺子，子殺父，兄殺弟，弟宰兄……整個宮廷常常變成血海一片。於是宮廷之爭波及社會混亂、四野烽火隨起，百姓遭殃。
康有為、梁啟超從洋書中看到了西方的文明、西方的*。於是他們主張改良，決心改變中國封建王朝這些劣根性。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