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除古希臘以外的古代文明，少有例外的均把政治權力作為一種世襲的私家之權力。”
“之所以中國和雅典的古代先賢都意識到政治權力與民意之間存在著一種支援與被支援的關係，但雅典人創造出了普選制這種直接的民意表達方式，而中國人只能限於‘選賢舉能’的政治理想中，其中最深刻的原因是，在理念上中國人堅持‘人有差等’，而雅典人則將人看成相互無差異的平等個體。事實上，在梭倫改制之前的雅典社會，也存在著貴族的世襲特權，梭倫在廢除世襲特權的時候，不得不以法定財產資格的社會不平等來替代貴族世襲的不平等。梭倫以雅典人法定財產多寡為標準，把雅典人分成‘五百鬥級’、‘騎士級’、‘雙牛級’和‘貧民級’四個等級，只有‘騎士級’以上的雅典人，才有被選舉為議事會成員的資格，因而雅典人在被選舉權方面是不平等的，並且有金權政治的嫌疑。但同時，梭倫發現了一個影響極其深遠的政治觀念，即“公民”的觀念。公民是雅典自由民在政治上的身份定位，無論財產多寡只要符合雅典自由民這一條件，在政治上平等地具有選舉權，並且在公民大會上有權透過投票來表達自己的政治意願，並決定關係他們切身利益的城邦的重大問題。而雅典城邦的“主權”也正是在這一意義上才表現為主權落實在雅典公民。因而也可以把雅典政治的主權在民解釋為：雅典公民人人平等地擁有城邦的主權。
“在中國傳統儒家的視域裡，人是一種差等之人，人就其天賦而言就有‘賢與不屑’的區別。所以《中庸》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因為人生而有‘自誠明’與‘自明誠’的區別，‘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這種‘誠者’與‘誠之者’的區別，就是聖人與君子的區別，而聖人便是社會的天然統治者。理想的社會政治就是應該把社會的統治權交給聖人，讓聖人們來統治和治理國家。正是在這種觀念的支配下，他們提出了‘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學’的政治原則，主張由那些‘學而優’聖人、君子來管理國家，實行‘文人統治’。隋唐以後的科舉制就是根據儒家這一著名原則而發展出來的。”
“……”
傅斯年當著皇上和諸位大臣的面，噹噹噹當把自己對中西方政體的理解說了出來，令所有人目瞪口呆！
關緒清沒想到對方會有這樣的學識，一時間也愣住了，但他知道這樣的人侍才放曠，要是不好好訓誡以後就難成大器。當下冷笑了一聲說：“你說的還算湊合，但沒有切中要害。朕最後再提一個問題，看你能不能答上來，你應該也是熟讀經史了，朕問你《四書五經》裡面有多少個‘洋洋’？”
傅斯年剛剛為自己的答話感到滿意，一聽皇上又出了一個難題，骨碌著眼珠子怔了一會，這個題出得雖然刁，但沒有出考試範圍，說“不知道”肯定不行，只好搜腸刮肚，沉吟著答道：“有……‘洋洋乎《師摯》章也’；有‘洋洋乎《中庸·鬼神》章也；有……‘洋洋乎《中庸·大哉》章也’……”他遲疑著住了口。
“還有‘洋洋’麼？”
“……”傅斯年滿頭大汗，怎麼也說不上來了。
關緒清淡淡一笑，說道：“也算難為你了，還有一處剛好是‘少則洋洋焉！”
這時李鴻藻已經找出了傅斯年的墨卷，關緒清見是一副瘦金體字，硬直峭拔，只是筆意裡藏鋒無力，不禁笑道：“中氣不足必形之於外，可謂是字如其人。”又看了看問道：“傅斯年，朕問你卷子裡‘如仲翁之兀立墓道’——‘仲翁’是什麼東西？”
傅斯年自認為才高八斗，當面被皇上考糊，已經氣餒，忙說：“‘仲翁’是……墓道兩側侍立的石像。”
關緒清噗的一下笑了出來，說：“那叫‘翁仲’不叫‘仲翁’你知道麼？”說著就傅斯年的卷子上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