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層階級（除了戴·赫·勞倫斯），攻讀於高等學府，可稱“天之驕子”，踞於金塔之頂，不瞭解也不想接近大眾。然而，一九一四年之後，這座寶塔逐漸傾斜了，作家們再也不能“閉塔自守”，而逐步認識到：金塔原來是建立在非正義的基礎上，易言之，他們的家世、財富與教養，都來源於非正義的制度。即使像勞倫斯這個礦工的兒子，成名後也不會保持礦工的本色。
伍爾夫特別同情一般婦女與窮人，在各種場合及著作中為他們呼籲，成為現代西方女權主義的先驅者。她強調，應該維護這兩種人的權利，提高其社會地位。例如，在名著《自己的房間》（A Room of One’s Own，1929）中，她主張，每個有志於文藝的婦女都應有自己的書齋，不受干擾地進行創作。在這本小冊子的開端，她先描寫有一次參觀“牛橋（2）”的感受。據說，由於她是女人，就被禁止在堂堂學府裡男研究員們用的一塊草坪上走動。此外，在不列顛博物院等圖書館內，男子撰述的關於女性的書汗牛充棟，而婦女所寫的關於男性的書卻絕無僅有，豈非不公平之至？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伍爾夫在文章及演講中表示懇切的希望：戰後能建立沒有階級的社會，其中所有的人，不論男女或窮富，都有享受教育和文化的權利。此外，她還在書信內企望消除有產者同無產者的隔閡，讓工人成為作家，從而使生活變得豐富多彩，文藝更多樣化。在當時的英國社會條件下，這些理想近乎“烏托邦”，但畢竟表達了這位女作家的民主傾向。
正由於伍爾夫有這種思想，她在作品裡對英國資本主義社會的陰暗面與頑固勢力加以諷刺、暴露及批判；同時，對於被欺凌、被壓抑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和憐憫。就以《達洛衛夫人》為例，伍爾夫曾在日記中明確地闡述這部小說的主題思想和社會意義：“在這本書裡，我要表達的觀念多極了，可謂文思泉湧。我要描述生與死、理智與瘋狂；我要批判當今的社會制度，揭示其動態，而且是最本質的動態（3）……”作者在小說中精心塑造了兩個針鋒相對的典型：一個是代表上流社會與習慣勢力的“大醫師”威廉·佈雷德肖爵士；另一個是平民出身的賽普蒂默斯·沃倫·史密斯，他由於在歐戰中服役，深受刺激，加上憤世嫉俗而精神失常，終於自戕。作者以銳利的筆鋒強烈地譴責前者，而懷著由衷的同情描述後者的苦難。她把批判的鋒芒凝聚在那名醫身上，指明他及其象徵的保守勢力，乃是窒殺賽普蒂默斯這類犧牲者的個性，迫使他走上絕路的劊子手。
佈雷德肖大夫有一個得意的口頭禪，常用來告誡病人：必須有“平穩感”，即處世要四平八穩、循規蹈矩，切忌與眾不同、異想天開，而要為了社會的福祉，始終穩健。對此，作者鞭辟入裡地譏諷：“威廉爵士崇拜平穩，因而不僅使自己飛黃騰達，並且使英國欣欣向榮；他及其同道禁閉瘋子，嚴禁其生育，懲罰其絕望的行徑，使不適宜生存的人不能傳播他們的觀點，直到他們遵從他那‘平穩感’的教誨……”總之，要每個人都順從資產階級社會的習俗、制度和秩序，決不可離經叛道，事實上，要眾人都成為毫無性靈的傀儡。在這種氛圍裡，賽普蒂默斯被逼得發瘋，但不肯屈從，不願隨波逐流，寧可自盡來維護個性與獨立的精神。
關於這一要點，小說裡有一節饒有意味的描繪：當情節的關鍵（達洛衛夫人舉行的晚宴）達到高潮時，貴賓們正在觥籌交錯、盡情歡樂之際，突然由佈雷德肖夫婦傳來賽普蒂默斯跳樓自殺的訊息。達洛衛夫人心有靈犀，立即想象，那青年的靈與肉都是被那名醫扼殺的：“如果那年輕人曾去威廉爵士診所求醫，而爵士憑他的權力，用他一貫的方式迫使病人就範，那青年很可能會說：活不下去了。”實際上，他是以死來抗議壓制與迫害，保持自由的心靈和人的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