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洛衛夫人對死者深表同情，並在內心湧起息息相通的共鳴。然而，她畢竟是位貴婦人，世俗的桎梏牢不可破，她不可能也不願同習慣勢力決裂，相反，卻有根深蒂固的虛榮心和迎合上流社會的本能；於是只得採取折衷的辦法，在熱鬧的宴會中，悄悄地躲入斗室，以消極方式衛護純淨而孤獨的性靈，實質上反映了女主人公矛盾的性格。
她性格中獨立不羈的一面，也表現在對家庭女教師基爾曼的深惡痛絕，主要因為那陰鬱的女人力圖轉化其學生（達洛衛夫人的女兒伊麗莎白），千方百計企圖改變那少女的信仰，強求她皈依基爾曼自己信奉的宗教。關於這一點，作者概括道：“穩健有一個姐妹，不那麼笑裡藏刀，卻更強大、更可怕……她名喚轉化，慣於蹂躪弱者的意志，熱衷於炫耀自己，強加於人，硬把自己的形象銘刻在眾人臉上而得意揚揚。”這種專橫的作風使達洛衛夫人打心坎裡憎惡，因為她“從來不想轉化任何人，只願每個人保持本來面目”。然而，基爾曼卻煞費心機、不擇手段地要轉化伊麗莎白。這一強烈願望充分體現在基爾曼帶伊麗莎白去百貨商店的場景中。那少女在店裡伴著絮絮叨叨的女教師，委實不耐煩，渴望離去，基爾曼卻兀自思量：“倘若我能抓住她，抱緊她，使她絕對服從自己，那死也甘心了。”最後，伊麗莎白忍無可忍，徑自奔出店門，把女教師撇在裡面。到了街上，少女“感到自由自在，真高興呵！清新的空氣那麼爽快，而在百貨商店裡，簡直悶死人吶”。
上述兩節乃是這本小說揭露與批判的聚焦點。相形之下，作者以漫畫筆觸描摹達洛衛家的清客——宮廷侍從休·惠特佈雷德，俗不可耐的勢利小人——只是輕描淡寫而已，但也一語道破其本質：“他沒有心肝，沒有腦子，徒有英國紳士的儀表與教養罷了。”簡括得很，卻入木三分。
至於本文開端標舉的另一要點——傳統與創新，也可用《達洛衛夫人》為例證。作為意識流小說的代表作之一，這本作品自然富有意識流技藝的特徵，並且是主體；在當年，這種另闢蹊徑的試驗堪稱創新。然而，伍爾夫並不割斷歷史、拋棄傳統；相反，在塑造典型人物，刻劃矛盾性格，精心佈局，鋪敘情節，逐步推向高潮，運用對比手法與個性分明的對話，交替穿插銳利的諷刺、強烈的譴責、幽默的筆調和詩意洋溢的抒情等方面，都同傳統小說有相似之處，甚至可謂一脈相承。
譬如，《達洛衛夫人》的情節僅僅描寫這位議員夫人於一九一九年夏季，在倫敦一天的活動；從清晨離家去為即將舉行的宴會買花，直到子夜晚宴散席為止。看來十分簡單，卻是經過蓄意構思的。全書以女主人公為核心，晚宴為樞紐，突出地塑造兩個極端對立的典型，賽普蒂默斯與佈雷德肖，同時描繪上、中層階級形形色色的人物，作為襯托。透過所有這些角色的活動（包括內心波動和日常行為）、糾葛與衝突，特別緊扣中心人物的思想感情，使各種細節與事件跌宕起伏，步步深化，趨向高潮，戛然而止，卻又餘音繚繞。總之，在主題、內容和結構上，這部意識流小說基本上類似映照世態、描摹人情的現實主義小說，而不像後來許多標新立異的小說家不屑於刻意描繪形象，或苦心構思情節。
事實上，弗吉尼亞·伍爾夫不僅在創作中而且在評論裡結合新與舊，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力求創新。她在有代表性的論著《貝奈特先生和布朗太太》（4）中宣稱：“小說首先是關於人；”又說，“一切小說都是寫人物的，同時也為了描述性格，而不是為了說教或歌頌……”這同“文學即人學”的傳統觀點是一致的。作為有創見的文藝批評家，伍爾夫並不全盤否定傳統，而相當讚賞十八、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小說，如笛福、奧斯丁、勞倫斯·史特恩和喬治·艾略特等的作品，尤其讚揚哈代的小說。在評論法國文學時，對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