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發展的重要時期。此時諸子蜂起，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學派林立，形成了空前絕後的學術繁榮局面，對中華文化的發展起了奠基作用；處在古典希臘文明的開創時期，出現了德謨克利特、費底亞斯、阿基米德、蘇格拉底等哲人和智者。在東、西方科學和文化昌明的大背景下，《黃帝內經》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代表著中、西兩座醫學的峰巔之作便自然而然的誕生了。《內經》的問世，標誌著中醫學已從簡單的臨床經驗積累，昇華到系統的理論總結。關於《希波克拉底全集》，義大利著名醫史學家卡斯蒂格略尼認為：“是自然科學幾乎沒有萌芽的時代，在醫術上具有先進性的最寶貴的代表文獻。希波克拉底學派的醫學雖然在解剖學、生理學、病理學的知識上有缺陷，雖然只是很少而粗略地研究過動物，但是它主要是建立在臨床實驗和哲學推理的基礎上，終能使醫學提高到難以超過的高度。這是歷史上最有意義的現象之一，並可能是最重要的，因為它說明透過經驗，實際觀察和正確的推理，可以得到極有價值的寶貴材料，……他的確解決了醫學歷史上具有決定性傾向的開端。”比較《黃帝內經》和《希波克拉底全集》，二者的理論建構有諸多相似之處：廢巫存醫、整體觀念、調節平衡、哲學思辯、臨床實踐。其中《黃帝內經》強調以五臟為中心的整體觀，從外測內，可以不依賴解剖形態學而照樣診治疾病。其理論體系是自洽的，難以突破；《希波克拉底全集》雖然沒有系統的解剖學和生理學等基礎知識，但卻強調具體的解剖結構，為醫學的實證開了先河。這些差異為中、西醫學的日後分向而行埋下了伏筆。（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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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發展摺疊
東、西方文化歷史背景是中、西醫學形成、發展的土壤。公元2世紀東、西方的兩位醫學巨匠張仲景和蓋倫，傳承了不同的學術思想，建立了迥異的醫學正規化，發展和完善了不同的理論體系，使中、西醫學各自走向了兩條完全不同的發展道路。
在漢代醫學家張仲景所著述的《傷寒雜病論》之前，就有《內經》、《難經》、《本草經》等古典醫藥典籍。張仲景總結了漢代以前的醫學成就，繼承了《內經》等基本理論和豐富的醫藥知識，結合自己的臨床實踐，寫成了《傷寒雜病論》。其貢獻在於確立了中醫學辨證論治的理論體系，為後世中醫臨床醫學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西方，蓋倫的一生生活在羅馬帝國時安東尼父子的執政期。彼時，羅馬帝國的繁榮，為蓋倫的醫學成就、以及西方醫學的昌盛，提供了可靠的政治、經濟、科技和文化保證。蓋倫繼承希波克拉底的學術思想，著述200餘部著作，現存的83部著作中，內容涉及解剖、生理、病理、衛生、藥物、《希波克拉底文集》研究、哲學、語言學、邏輯學、數學、歷史、法律等。倡導實證醫學，他的科學方法論具有重視實驗、疾病區域性定位思想、重視形式邏輯、強調演繹法等特點，對後世西醫學的發展影響深遠。
歷時相關摺疊
中、西醫學在張仲景和蓋倫完全相悖的醫學正規化引導下，開始步入了分道揚鑣的歷史程序。在中華文化強調“中和”的大背景下，學術界便有了“海納百川”的寬鬆氣氛。出現了學術流派精彩分呈，如瘟病的寒溫之爭，經方時方之別等。中醫學按張仲景的思維正規化，蓬蓬勃勃的發展起來了。隨著科學的進步和社會的發展特別是醫療實踐的發展。最初的中醫學理論已無法詮釋新的科學事實，因此，醫學理論必須不斷創新。才能適應社會需要，這就促使中醫學進入漢代以後。呈現出全面發展的階段，這個階段共包括四個時期：
魏晉隋唐時期摺疊
由於重視總結臨床經驗，並繼承整理發揮《黃帝內經》、《傷寒雜病論》等經典醫著的理論，出現了眾多名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