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要骨幹。建國以後，陳翰笙不願做官，一心想繼續搞學術研究，結果卻很難在學術上發揮作用。儘管他注意調查研究，堅持實事求是，對“大躍進”之類的行為提出質疑，招來的是後半生的坎坷命運。“文革”後期，如此大的經濟學者，不得不“自動在家裡辦起了外語學習班”，以發揮“餘熱”138。
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8）
陳翰笙的悲劇，從一個角度反映了官本位體制與發表文化學術事業的矛盾。官本位體制在文化和學術領域的表現，不僅是做官在實際利益方面，如工資、待遇、房子、車子、社會地位等，遠遠高於學者，更重要的是在文化學術方面的發言權、決策權、決定權，也遠遠大於學者。官是文化學術上的“主人”，學者則僅僅是貫徹官員思想的“馴服工具”。其結果，不僅壓制了廣大學者的積極性和創造性，甚至使學術成為盲目聽命於政治的附庸品和犧牲品。如1958年“大躍進”狂熱中，有關部門曾下達指示給中國科學院六個化學和生物學研究所，研究“糧食多了怎麼辦？”，當時被認為是“具有重要的世界戰略意義”的課題。而此時即將面臨的是糧食緊缺、瓜菜代、浮腫病、上千萬人餓死的殘酷現實。
有的學者對我國目前仍在實行的這一套文化學術管理體制的弊病，作了如下剖析：
“首先，由各部門擬定下達研究專案，研究人員填表申報以爭取
專案的經費，既象命題作文，又象計劃管理。這就象一個女人準備生
小孩，申請營養費一樣，有的說我生的小孩將來智力超群，有的說我
生的小孩將來是個大歌星。然後叫一批評委打分評等級，分發營養
費。……透過申報選題獲得資助這一途徑取得的研究成果，多少有學
術創新價值？”——讀到這裡，我想起美籍華人大數學家陳省身講一
段聽著頗為偏頗，然而卻中時弊的話。他說：“科學最壞的是有計劃。
最好的科學是沒有計劃的，是發現出來的。X光是怎麼發現的？是倫
琴晚上到實驗室，發現這個光太怪，於是去研究，才發現了它特殊的
性質。……最要緊的發現不是上邊有個支援，然後跟著做就做得出來
的”139。
“其次，政府評獎。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是實踐，而不是哪個部
門的認可，……許多研究成果的真理性經過許多年後才能看出來”，
特別是這一作法又和“增加工資，擴大房子，安排孩子”等聯絡在一
起，“迎合了一些人的虛榮浮躁心理，評出的成果多為平庸之作”。
“第三，評價人文社科成果的許多方法不科學。許多部門、單位
把全國報刊和出版社分三六九等，以此作為論著的質量等級，這種方
法荒唐到連起碼的學術史常識都不顧及的程度。歷史上許多高質量的
學術成果在作者生前沒有機會發表，死後才得以發表；有的投給大報
刊不予發表，在小報刊上發表後證明是高質量的，這些都是人們所共
知的常識”140。
官本位體制對文化學術事業影響的另一個重要表現是，重視官的權威性的同時，在學者中大力推行“群體意識”。——打著群眾路線的幌子，反對個人冒尖。我們國家在培養人才上，從小學生起，就在老師的絕對權威領導下，要求學生處處整齊劃一，循規蹈矩，考試要求統一的答案，發言不喜歡有不同的聲音。到科學研究單位，在統一規劃下確定研究課題，課題的實施也往往要組織“大兵團作戰”。等等。其負面的後果，在此體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