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精英，培養平庸，對文化學術的發展造成極大的傷害。一位學者就這個問題講的意見值得重視：
“在學術和專業發展的歷程中，從業者組成了學會，聚集於大學
或研究機構，這對互相支援、傳遞資訊、獎勵傑出成就等，都起了很
積極的作用。但學術界的體制群體，往往也對創新者有負作用。這部
分是因為新的想法對權威是一種挑戰；在更深的層次上，是多數人恐
懼在新思維的衝擊之下，世代艱苦建成的知識大廈會土崩瓦解。
哥白尼一直到臨終才出版他的《天體執行論》，不是因為恐懼教
會的反對（……），而是不敢面對天文學同行的嘲笑。遠在與教會的
蘇聯文化模式與社會主義中國（9）
矛盾激化之前，伽利略的學說已引起了義大利大學裡服膺亞里士多德
教條的學術權威一致的敵視。現代集合論的奠基者康託就因為他對實
數性質的發現，被當時的數學界權威視為異端，終其一生未能在德國
的重點大學裡獲得教席“141。
1949年前知識分子理論與政策分析（1）
1985年，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提出，建黨64年來黨對知識分子政策的演變，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從1921年到1928年為第一階段。這個階段不存在輕視知識分子的問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首先是在知識分子中進行的。陳獨秀、李大釗、毛澤東、瞿秋白，還有方誌敏，都是大知識分子，所以這一階段不存在排斥、打擊知識分子問題。
從1928年到1935年遵義會議前為第二階段。當時革命失敗了，沒有很好地總結經驗教訓，說就是給大知識分子弄壞了，黨內大批引進工人，包括項忠發、顧順章等。大批知識分子被打下去。張國燾自己是知識分子，也殺知識分子，排斥知識分子。
從1936年到1956年為第三階段。這一階段我們是正確的。毛主席提出大量吸收知識分子，提倡愛護知識分子，提出“知識分子工農化，工農分子知識化”。第三階段以後10年，主觀上好象問題解決了，沒有一個檔案講這個問題。所以，一到1957年就抓“右派”。
從1957年到1977年為第四階段。又犯錯誤，不斷排斥知識分子，什麼“右派”、“臭老九”、“反動權威”。毛主席本身也經歷這個變化，從重視知識分子到輕視知識分子。
1977年以後為第五階段。我們重新開始繼承毛主席第三階段正確的東西，充分尊重知識分子，調動他們的積極性，發揮他們在現代化建設中的重要作用142。
胡耀邦的“五個階段”說法，講出一個基本事實：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在歷史上曾經大起大伏。這裡，我們要進一步研究的是，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大起大伏？每個階段變化的是什麼？不變的又是什麼？怎樣評價黨 對知識分子的基本理論認識？怎樣估計“蘇聯文化模式”對我們的影響？這些問題不解決，就不足以認真的總結並吸取歷史的經驗與教訓。
建黨前後和建黨初期，個別領袖曾從理論上探討過知識分子問題，如陳獨秀於1921年1月22日《在工業學校演說詞》中，提出“工程師和技術家，皆用腦力，都是勞動者”，“在獨立生產上，腦力不可少，體力也不可少。腦力和體力，是同在一個階級”。然而在黨成立以後，面臨的最重要的任務是如何建設黨，如何開展工農運動。因此，黨的領袖們更多的是從政治視角觀察和研究知識分子問題，他們一方面總結歷史的經驗教訓，如指出近代史上三合會、洪門會、太平天國等失敗的原因之一，皆是不信任知識分子，排斥知識分子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