順後，人皆以為直趨北滿，且搗俄京，而日本重臣會議，不宜前進，御前會議，亦同此意，前敵將領，亦皆遵從，遂止於鐵嶺，浼美國為介，派外相兼全權大臣小村壽太郎，與俄和議，要求賠償，為俄所拒，僅得繼承俄在中國的旅大租借權，及東清鐵路之南段讓與而已。俄真慷他人之慨，然已阻俄之南下矣。日本費了莫大的人力財力，受了莫大的犧牲，以戰勝結果，而所得僅止於此，無怪人民不滿，於小村歸國時，群眾高舉“辱國大使”旗迎於東京車站，幾遭毆打，而其家鄉之宅邸，已被焚燒矣！故小村對俄，時存報復防禦之心，東三省會議後，後來對我之言，亦是想中日兩國，提攜親善，共同防俄，惜事與願違，未獲實行。
當日俄開戰之時，我尚在日本，見日本軍人之踴躍從軍，我已心中感動。回國後，又見日本無條件歸還我東三省領土，其慷慨仗義之精神，已使我心折。我想小村既有此願望，終能見之實現。且以日本工業已有基礎，惟缺乏原料，我國蘊藏豐富，而工業落後，假使兩國親善提攜，有無相通，同時並進，假以歲月，不難同為富強之國，同為東亞兩大強國，不但防俄，且可維持東亞之和平。我基此心理，親日之感，由此而生。孰知日本軍國主義，日益抬頭，而我國故步自封，政治日腐，遂使日本以我國不足與謀，本為親華，變為侵華，廿年前慷慨仗義之精神，廿年後變為侵略戰爭之結果，思之能不憮然。而我之親日觀念，因之亦有變動，蓋可親者為有正義感人情味之日本人，若暴戾侵略之軍閥，則惟深惡而痛絕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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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 畢業回國派商部行走
餘回國時已廿九歲，回國以前，新設商部已電調仲和、止欺及餘三人，回國後到部任事。到滬後，值三妹與王稚虹結婚，故俟婚禮後，晉京到商部報到，時商部尚書載振貝子（貝子為清爵位，次於郡王），右丞為楊杏城（士琦），左丞為唐蔚芝先生，侍郎為紹英（滿洲人）。部務都由唐公主持，貝子等居其名而已。唐公以舊科舉出身，而思想極新，提倡商務，力行新政，足見行新政者，不一定是要新人也。仲和先回國，與彥安女士結婚，賃屋於西城翠花街。餘初至北京，即寓其家。彥安夫人在西城辦了一所蒙養院，名第一蒙養院，以期擴充。其時中國尚未定學制，該院收男女小學生，兼設幼稚園，來學者甚眾。惟以經費關係，未能擴充，然已開風氣之先矣！商部派餘在商務司行走，兼商律館編纂。其時日本留學生為商部羅致者，如錢念慈、張新吾、夏爽夫、祝研溪等均是。後又兼進士館助教。進士館亦新設，為新科進士授以法律、政治、外國曆史地理各科，聘日本法學博士為正教，選留學生為助教，兼充日本教員翻譯，又獨自擔任一門功課，餘擔任講刑事訴訟法，兼翻譯外國地理。進士館學員，都是新科進士，亦有翰林，年歲比我大，學問比我高，當這班學員的教員，真有戰戰兢兢之感。但他們到底有傳統尊師的觀念，對於教員執禮很恭，即對助教，亦稱老師。只有徐謙其人者，傲慢無禮，對我尤甚。其時我年少氣盛，不能忍受，向監督函請辭職，時監督為張亨嘉先生。張問為何要辭？答以學薄資淺，不勝其任。張即面留，後偵知其故，頗覺為難，既不允我辭職，又不能開除進士學員，於是設席宴各教員，徐謙亦邀陪末座。席間即說中國尊師之道，與外國不同，中國從小入塾，即知天地君親師，以師與天地君親並列，可見對師的尊重為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