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點好處都沒有” 對此似乎頗為不齒。然而事實上，正是藝術的純粹“忠奸觀”產生了旗幟鮮明的正邪對抗，刺激了讀者的神經，也造成了人物間鮮明特點的形成。也只有取捨的利用“忠奸分明”的大旗再進行藝術再加工，“有一忠必有一奸，有一賢必有一愚”，才能夠成功塑造出如《三國演義》般獨特的人物形象群體，而又能不違背“三分虛構、七分史實”的歷史文學初衷。下面將結合三國演義中的典型人物來加以分析。
一、奸雄與仁君——曹操與劉備
蜀漢昭烈帝劉備在《三國演義》中無疑是個典型的明君形象，在歷史上也被認為堪與劉邦、劉秀比肩而立。可至於魏王曹操，不只在演義中，戲劇裡，乃至中國歷史上他就是一直存在爭議的人物，千年來不得安寧——幾乎成為了“奸”的代名詞。
歷來非難曹操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二：一是如京劇戲文中陳宮所唱的“呂伯奢與你父相交不假； 為什麼起疑心殺他的全家； 一家人被你殺也就該罷； 出莊來殺老丈是何根芽？”，而後曹操說出的“寧教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曹操好殺人，而且是濫殺無辜。二就是“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政治花招。
“挾天子以令諸侯”屬於政治行為，在歷史上也說法不一，很難講清楚對錯。但《三國演義》中所記載的曹操好殺人卻觸及到做人的底線，不由得不引人唾棄。然而，歷史上真的如此嗎？首先，就文獻來看，魏晉南北朝時期有曹操“殺呂伯奢全家”描述的史料有三部。分別在《魏書》、《世說新語》和《雜記》中。
其中《世語新說》是這樣記載的“太祖過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王沈《魏書》中言道：“太祖以卓終必*，遂不就拜，逃歸鄉里。從數騎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孫盛的《雜記》中則是說“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為圖己，遂夜殺之。既而悽愴曰：‘寧我負人，毋人負我’遂行”。
但奇怪的是，這三部文獻的作者出身或多或少都和晉朝有關；而在蜀國降臣陳壽的《三國志。魏書。武帝紀》中卻不見記錄。按常理說陳壽是蜀國降臣，不久即入西晉為官，記錄前朝事情更沒有顧及，更能夠竭盡忠誠才是，卻不見提及，實在令人生疑。況且即使確有其事，按照文獻中最接近演義的孫盛《雜記》中說法，曹操也只是誤殺而已，而且殺人後還“悽愴”，並沒有到奸雄應有的“殺人成性”地步。
甚至曹操還有不少義舉，比如蒯越病死前，託曹操照料其家，操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可見曹操對死者得囑託並無揹負之事。王粲得兒子因參與魏諷謀反，為曹丕所誅，操聞嘆息曰：“孤若在，不使仲宣無後。”曹操更曾以金璧從南匈奴贖回蔡文姬之事更為人所熟知。操自言：“前後行意，於心未曾有所負。”可知他是怕負人的，似不可能說出“寧我負人，毋人負我”的話。呂思勉謂：“操之待人，大致尚偏於厚”。這種講法，是符合事實的。
如果按照正史來寫，顯然曹操是不夠“奸”的，如果他不“奸”，又如何顯現劉備等正面典型的“忠”呢？所以在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中，情節發生了極大的轉變，首先主要人物增多了，也就是陳宮出現了；這個人物的出現在描寫曹操殺呂伯奢時是很有意義的，比如孫盛的《雜記》中記載曹操說“寧我負人，毋人�